资深财经评论员 钮文新
在金融领域担任要职的相关人员，必须高度重视自身言论的专业水准和精确性。倘若将本应清晰区分的概念随意混淆，甚至进行所谓的“概念替换”，并以此作为自己“政策执行得当”的论据，不仅会误导广大的社会民众，更有可能对高层决策者的认知造成偏差，进而引发难以预料的严重经济后果。
之所以当前要着重强调这一议题，主要是因为此类现象已屡见不鲜。例如，在2019年9月，有位学者曾专门撰文指出：相较于发达国家，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法定存准率）普遍偏低，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超额存准率）则相对较高。他举例称，美国和欧洲的“法定存准率＋超额存准率”合计大约在12%左右，日本则为20%，而中国的三档加权平均法定存准率为11%，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大约为1%，两者相加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且显著低于日本。最近又有人基于此观点提出：“无论是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还是与我国历史上的准备金率水平相比，当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都处于较低水平。”
基于此，这些人士共同得出结论：目前中国9.9%的法定存准率水平是适宜的。我并不反对“现阶段短期内认为9.9%的法定存准率适宜”这一看法，但我坚决反对将法定存准率和超额存准率混为一谈，统称为“存款准备金率”。因为，法定存准和超额存准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且至关重要的金融概念。
毋庸置疑，根据货币学的基本原理：法定存准率对应的是中央银行强制按照一定比例征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而超额存准率则对应的是商业金融机构出于自身流动性管理需求，自主选择将一定比例的资金存入中央银行，这笔资金在中央银行的会计科目中被记录为超额存款准备金。
对于这两类性质迥异的准备金：首先，从市场角度来看，法定存准完全不具备流动性，是央行用于锁定流动性的工具；而超额存准则是商业金融机构可以随时动用的资金流动性，欧美国家的高超额存准率充分体现了其货币政策的极度宽松。由此可见，法定存准率高和超额存准率高对经济、金融及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美国的法定存准率不足2%，但超额存准率却高达10%，这是美联储“允许商业金融机构对美联储进行套利”的市场必然结果。目前，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为0到0.25%，但美联储给予商业金融机构的超额存准利率为2.35%。这意味着，如果商业金融机构能够以低于2.35%的利率获取资金，他们完全可以将这笔资金存入美联储，从而赚取“极度安全”的利差。然而，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2020年4月7日，中国央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但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大多数时间都在2.2%附近，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套利空间；与此同时，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年利率”仅为1.62%，因此商业银行普遍认为，无论是超额存款还是法定存准，都属于不太划算的存款方式。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商业银行通常会尽可能地将超额存准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大约1%左右，这既反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需求，也反映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并不宽裕”，这与发达国家的“极度宽裕”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作为货币政策的权威解读，你可以说“9.9%的法定存准率与自身历史相比并不算高”，但绝不能以“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与发达国家大致相同”来证明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足够宽松”。这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最高决策层提出：“为什么中国货币政策如此宽松而经济下行压力却依然巨大、市场需求如此疲软？”这样的问题，就可能会偏离货币政策方向，转而寻求其他政策方向，但这是否会使中国经济修复付出巨大代价？
类似这种“概念混淆”的问题还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按照货币学的基本知识：央行在“二级市场主动购买国债”的行为，并借此形成重要的利率基准——国债收益率曲线，这原本是一种非常正常且规范的操作。然而，这样一种正常操作在中国舆论场上也被归入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范畴。好像央行就是不能购买国债，只要购买国债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
这样的争论甚至让坚定的货币主义学者、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都感到无法接受。她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央行不要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不属于“赤字财政货币化”。其实，问题的核心也不在于央行在哪个市场购买国债，而关键在于：央行购买国债是否是自愿和自主的行为。只要是基于央行调整基础货币或利率的意愿，自愿、自主地去购买国债，不管在哪个市场购买都不属于“赤字财政货币化”。
所谓的“赤字财政货币化”，实际上是指政府“强行向央行直接发行国债（透支）”的过程。我们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都不存在这类问题。
这里还是要重申那句老话：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各部门都要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不断检讨和改进自身的问题，而更多需要的是合作，绝不能为了部门利益而强词夺理，甚至不惜“混淆概念”。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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