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作为一门富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形式，其起源与当地民间流行的说唱艺术密切相关。早期黄梅戏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在“串戏”阶段，受到了说唱艺术的深刻影响。以《闹官棚》为例，这组“串戏”中的一些单折，便是从传统的“罗汉桩”说唱脚本改编而来。比如说，《告堤坝》中的部分内容与黄梅戏的《闹官棚》在情节上有着明显的联系。对比这两个版本，可以发现它们在细节上的相似性。例如，在《告堤坝》的说唱脚本中，瞿学福揭露八大坝长的，唱到：“瞒味朝延该何，黎民丧良心。芦柴打脚做假坝，杨柳只栽两三根……”而在黄梅戏的剧本里，瞿学福的台词也有相似的描写：“你八人在官棚私自吞账，上欺圣君下压黎民。大坝改为宽八尺，中间用的稻草装心。杉木桩儿一根不钉，杨柳只栽稀稀两根。”
瞿学福与八大坝长之一的黎丙五当面冲突的场面，在说唱本和黄梅戏中都有精彩的对比。在说唱本里，瞿学福的歌声中充满了激愤：“拿你脚册并手本，告你欺君又虐民，为人不把忠良显，枉在凡间做世人。”而在黄梅戏的剧本里，这一段则演变为两人的对唱，瞿学福和黎丙五用歌声展开激烈的对抗。瞿学福唱道：“我邀通黎民把，尔不切头也要充军。”黎丙五则回击：“学福一言全不顾村，痞癞监生说要告人。谅你监生告不准状，谅你找不到衙门。”
在从说唱本到黄梅戏剧本的过程中，虽然有很多内容被删减或改动，但在基本的情节框架上，二者保持了一定的联系。比如说唱本中的一段描述，提到黄梅一带的贪腐，如卢守道、夏知府、朱三府等人都因贪权而危害百姓。这些复杂的叙述在黄梅戏剧本中被浓缩为一句话：“一路赃官吞赈。”说唱本往往详细地描绘了许多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形象，而黄梅戏则更注重情节的简洁和戏剧性，删减了大量的细节，将复杂的叙述压缩成简洁的台词。
说唱艺术对黄梅戏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剧情上，更体现在其表现形式上。说唱艺术通常通过韵文和歌唱来表达故事，而这种形式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为黄梅戏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由于说唱艺术较为直接且生动，某些历史事件在刚发生时就通过歌唱的形式广泛传播。等到黄梅戏艺术家拿来改编时，观众已经对故事的基本情节有了了解，因此改编工作就显得更加顺利。乾隆年间，湖北广济县发生的张朝宗告粮官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事件在经过说唱艺人的演绎后，在咸丰年间才被改编为黄梅戏的剧本。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各种说唱本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些说唱本的内容极具吸引力，情节集中且人物形象鲜明，为黄梅戏的剧目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这些唱本的结构较为简单，通常以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贯穿全剧，情节紧凑，适合改编为黄梅戏的舞台剧本。
在黄梅戏的创作中，唱词与曲调的结合至关重要。说唱本中的歌唱部分往往是七字句或十字句，句式有规律，节奏感鲜明，适合表达情感丰富的故事。而这种形式与黄梅戏中的板腔体唱词十分相似。黄梅戏的“平词”类曲调正属于这种体系，它与戏曲中的板腔体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黄梅戏中的《合镜记》就运用了这种节奏感强烈的唱词，通过歌唱来推动剧情的发展。
比如，在《乾隆皇帝游江南》的说唱本和黄梅戏《蓝丝带》中“收义女”一段的对比，就体现了这一转变。从说唱本中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到黄梅戏剧本中的人物对唱，变化既丰富了角色的表现，也更符合舞台剧的需求。两种形式之间的差异，揭示了从说唱到戏剧表演的艺术转化过程。
同样，许多传统剧目，如《卖花记》，便在改编过程中进行了从唱本到戏剧剧本的转化。在原始的说唱本中，像曹鼎指使家丁打死卖花女子张并隐藏尸体的情节，完全是通过歌唱来表达的。而在黄梅戏的剧本中，这一段内容则通过生动的道白和对话呈现出来，增强了舞台的表现力和情感冲击力。例如，曹鼎与家丁的对白中，紧张的气氛通过道白的安排更加生动地展现出来。对比之下，黄梅戏在语言和表演上更具动作性，使得剧情的发展更加紧凑。
民间说唱艺术对黄梅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从剧本素材到表现形式，再到人物塑造，黄梅戏在其早期的创作中，充分吸收了说唱艺术的精髓。它不仅为黄梅戏的文学剧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还为其演唱艺术和舞台表现方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这一地方剧种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