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前的选官制度注重举荐和家族背景，两汉以孝廉为标准，两晋则看重门第。南北朝时期则纠正了魏齐的失误，打破了门资的限制，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在唐朝，“安史之乱”后，全国进士数量有限。在大约五十年的时间里，惠州却有三名进士脱颖而出，分别是韦昌明、郑隐和张昭远。尽管这三位进士在全国占比仅为0.42%，但在广东地区，他们的出现却意义非凡，显示出惠州儒学教育的显著提升。
唐太宗即位后，极力推崇儒术，视其为之本。在惠州，有一位著名的李翱，他是唐朝儒学的代表人物。李翱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致力于儒家教育，对惠州的儒学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通过施行文德之治，体现了儒家的精神。与柳旦一样，李翱对惠州的儒家文化教育起到了启蒙作用。
中唐以后，越来越多的儒生文士来到惠州。其中，刘轲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物，他与众多知名文人交往，为惠州的文化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孔氏一族在唐末因避乱南迁，其中一部分来到惠州，对惠州的儒家文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孔子第四十一代孙孔昌弼，他创办孔林学院，为孔氏岭南派的传承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孔氏在惠州一脉在明代出现了有名的儒士孔学周。他深入研究理学、丹经医术，著有《太极辨疑》一书，在当时的惠州引起了轰动。该书得到了多位著名文人的赞誉和作序，进一步彰显了惠州文化的影响力。惠州儒学教育水平的提升，不仅体现在进士的数量上，更体现在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理解和传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