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22年10月25日踏上了前往长沙的旅程，这一决定源于我在家乡无法承受的巨大生活压力。随着女儿即将进入幼儿园小班，我作为一名长期在外务工的父亲，内心深处渴望能够回到妻女身边，陪伴她们共同度过每一个温馨的时光。
然而，现实的残酷迫使我为生计奔波，不得不远赴长沙寻找工作机会。当天傍晚六点，我抵达长沙，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我深知时间的重要性，因此次日便迅速联系了中介，背起行囊，搭乘地铁前往中介所在地。
中介位于二楼，房间内挤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中介人员告知，长沙的临时工工价为18元，而江西的工价则高达24元。这一消息一出，多数人选择了离开，仅有十余人决定前往江西。
我背着重重的行囊走出房间，在楼道中稍作停留，偶遇一位来自永州的小伙子。他也是通过抖音了解到招工信息，当晚在酒店住了一晚。他表示如果前往江西，便不再考虑，随后便走进了电梯。
我陷入了沉思，毕竟在长沙找工作的成本实在太高，每天住宿费用超过一百元，餐饮开支约三十元，加上每日的地铁和公交车费用，每当我沉浸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时间便如流水般逝去。
此时，中介人员再次找到我，建议我前往江西工作，因为工价更高。经过一番权衡，我最终决定前往。
在门口，一辆前往江西的大巴正准备出发。我登上大巴，车内已有十余人。在旅途中，我遇到了那位永州小伙，我们坐在一起交谈。他是一名泥头车司机，父亲也是司机，他18岁时便跟随父亲学习驾驶。然而，由于工地缺乏工作，他已失业两个月，身上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因此不得不出来打工。
车子在雨花区又载了二十余人，他们大多前往吉安立讯。从长沙到吉安仅需四个小时，但到达时已是深夜。有几个人选择返回长沙，没有下车。
抵达吉安后，我们并未立即进厂，而是需要隔离两天。期间，中介每天为我们送餐，每人一份，并每日进行核酸检测。
第三天清晨七点，我们集合出发。楼下聚集了一两千人，他们大多是通过中介从各地招来的求职者。大家排队等候，乘坐公交车前往立讯。从隔离房到立讯只需十多分钟，但公交车内已挤满了人。
到达立讯后，我们下车提着行李前往宿舍，找到各自的床位。随后，我们前往一楼培训室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签订后，我们被分配到A8部门，负责厂区外的生产工作。中午十二点，我们乘坐公交车前往A8，找到各自的鞋柜。车间为无铁车间，禁止穿着任何带有铁质的衣物和裤子。无奈之下，我购买了一条无铁裤子，花费七十元，但质量极差，仅穿了一个星期便破了。
我与永州小伙同住一个宿舍，也被分配到白班，但工作在不同的生产线。我们的鞋柜紧挨着，上班时水杯也放在同一个位置。
分配到产线后，我与小伙再次分开。立讯的车间非常大，一条生产线有七八十人。我到达后，便开始了不停的工作。
下班时，我收到小伙的信息，他说已经离开车间返回。他在车间只工作了不到一个小时，因为流水线速度过快，他无法适应，要求线长更换岗位，但遭到拒绝，最终与线长发生争执后离开了。
我们来到立讯时，建立了一个微信群，但后来人数逐渐减少，许多人选择离开。一车人最终只剩下十余人，有些人只工作了一个月便离开了。
在立讯的工作非常辛苦，管理方式粗放，领导层每天手持喇叭催促我们加快速度，从生产线的一头喊到另一头，大家的心情都十分压抑。
每个人都被要求像机器一样，每人一个工位，甚至没有时间上厕所。一名女领导每天手持喇叭，进行变态式的管理。
夜班的辛苦难以言表，从晚上八点工作到早上七点，每天六点半起床，在餐厅用餐，然后乘坐公交车前往A8上班。
十二月初，我感染了新冠病毒。实际上，厂区内几乎每个人都被感染，到处都是咳嗽的人。
在车间工作了一个多月后，产线停止了生产，所有人被调到三楼。在三楼，我旁边的工位是一位小姑娘。有一天上夜班时，她感冒了，在桌子上趴了一会儿。组长发现后，立即向线长报告，线长直接安排她下班，当时已是凌晨四点。
小姑娘离开后，三天都没有来上班，听说她选择了自离。我在立讯工作了两个月，算是工作时间较长的员工。立讯大部分为临时工，正式工较少，因此天天招人，天天有人进也有人出。
在三楼，我工作了半个月，因为三楼也拆线了，我提前五天离开，是在四楼辞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