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末年，松江地区的文人韩邦庆用当地方言“吴语”创作了《海上花列传》这部作品。此书之所以备受赞誉，是因为它展现出的艺术魅力令后世读者赞叹不已。
然而，一部以方言写成的传世之作，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北方的读者来说，虽然能够认出每个字，但理解其含义却十分困难。幸运的是，张爱玲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修改，将部分方言转化为普通话，这才使得广大读者能够勉强理解其中的内容。
后来，著名导演侯孝贤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让更多的人得以领略旧上海滩秦楼楚馆中的那些微妙之处。据说，有位民国时期的学者曾说过，妓女群体也有其独特的文化，她们身上也有别样的美丽和优点。
遗憾的是，作为八零后，我可能无法完全体会到那位民国学者所说的美与好。但是，我愿意去倾听老一辈人的讲述，从他们口中了解一些所谓的“妓家文化”。如果您对此感兴趣，不妨听我“大狮”讲一些民国时期妓女的故事。
话说，民国初年，许多行业仍然沿袭着清朝的传统，就拿妓女行业来说，虽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待客方式，但大多数达官贵人仍然喜欢过去的规矩。进入秦楼楚馆进行娱乐，流程完全按照传统进行，什么时候“奉茶”，什么时候“进果”，什么时候“递酒”，什么时候“上饭”，都有一定的仪式和规矩，不可随意更改。
尽管妓女行业属于隐蔽的营生，但她们之间也有品级之分，一等称为“书寓”，二等称为“长三”，三等称为“二三”，最低等为“幺二”。而“野鸡”、“流莺”、“散仙”等，都属于不入流的“半掩门”生意，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以《海上花》中的周双珠、黄翠凤、沈小红为例，这三人虽然生活奢华，身边有仆人伺候，周围围绕着富商名流，但她们的品级只能算是“长三”。一句“长三堂子里花销”就足以证明她们的身份。
“书寓”作为最高等级，自然有其独特的魅力。能够在“书寓”中谋生的姑娘，必定精通琴棋书画，无论是茶道、女红，还是吟诗作对，样样都擅长。她们弹奏古筝时能够弹出《昭君怨》，拿起琵琶时能够奏出《寒宫秋月》，画枝画叶画荷花，写词写诗写名句，这些都与古代妓女的风采相似。这样的高雅之地，岂是粗鲁之人能够进入的？只有那些自认为才华横溢的文人墨客才会流连于此。
“书寓”中的女子被称为“先生”，如果更加尊敬一些，可以称她们为“校书”。她们并不轻易允许恩客留宿，而是通过与恩客的交流来展示自己的才艺，这与日本的艺伎有些相似。
“长三”姑娘也可以称为“先生”或“倌人”，但绝不能称她们为“校书”。虽然她们的花楼外也可以挂上类似于“书寓”的名牌，但只能用“某某寓”，而不敢冒用“书寓”的名称。
之所以称为“长三”，是因为在民初时期，无论是“打茶围”还是“助侑酒”，都必须先给大洋三元，因此得名“长三”。
能够成为“长三”的姑娘，绝非一般人能够胜任。仅从《海上花》中就可以看出她们的身价之高，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连喝杯清茶的资格都没有。
而“二三”姑娘则比“长三”略逊一筹。她们的外貌可能并不比“长三”差，但住所的环境肯定不如“长三”，也不允许在花楼外挂名牌，能够接触到的大阔佬也少于“长三”。如果被人“出条子”邀请去打茶围、喝花酒，她们索要的价码比“长三”少一块大洋，但又比“幺二”多一块大洋，因此被称为“二三”。
最末等的“幺二”，与以上三个品级相比，显得有些逊色。“幺二”又称为“六跌倒”，打茶围、喝花酒，只需要先给一块大洋；上干湿果盘，再收一块；留宿又收两块；还要替妈妈和龟奴要出两块，前后六块大洋，就能享受一天的露水夫妻。因此，她们也被称为“六跌倒”。
至于一块大洋（银元）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说法不一。以围棋大师吴清源的日记为例，他提到民国初年，他家的佣人一个月的工钱为两块大洋，足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由此可见，民国初期的一块大洋应该相当于五百元人民币左右。一个末等的“幺二”姑娘一天至少能拿六块大洋，可见这是一个非常盈利的职业。
根据旧时档案的记载，富家子弟进入花楼“碰和头”，光是一桌酒席就要花费银洋十二元，其中还要给妈妈和龟奴“下脚费”四元，这还不包括各种零零散散的小费。
若是“作花头”，也就是摆谱请大席，一桌酒席最低也要花费银洋三十元，“下脚费”还要花费十元，再加上给姑娘的钱和各种名堂的费用，不时还有龟奴、大茶壶、抱台脚的要“抽头”，喝这么一桌花酒，没有一百个银洋是办不到的。
杜甫的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用来形容妓女行业，不知是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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