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璀璨星河中，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似乎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它的诞生时间晚于诗歌与散文，却早于戏曲的兴起，尽管其历史渊源并不算短暂，但在漫长的岁月里，小说始终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王国维曾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精辟论断，梳理了文学史的演进脉络，他列举了楚辞的浪漫、汉赋的铺陈、六朝骈文的绮丽、唐诗的雄浑、宋词的婉约、元曲的活泼，却唯独未提及小说，这并非偶然，因为小说既不属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范畴，在文学价值上也不及诗词歌赋，用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小说在古代文人的眼中，更像是“杂书”，被贴上了“无用”的标签。
然而，无论后世如何评价，我们都无法否认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篇章。从六朝志怪小说的神秘莫测，到唐宋传奇的华丽转身，再到明清白话小说的生动鲜活，小说经历了多次蜕变与升华，尤其是唐代传奇小说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中国文人首次以自觉的文学意识进行小说创作，更吸引了白居易、韩愈等文学巨匠投身其中，共同掀起了文学创作的新浪潮。
谈及唐代传奇小说，沈亚之是一位不容忽视的文学先驱。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他生活在唐朝，自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然而，他最为后人称道的文学成就，却并非诗歌，而是他的传奇小说创作，诸如《异梦录》、《秦梦记》等作品，至今仍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中唐时期，传奇小说的创作主要围绕着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集团和韩愈的古文运动集团展开，作为韩愈门生的沈亚之，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古文运动集团的一员。
然而，沈亚之的文学活动并非局限于古文运动集团，他还创作了《李绅传》，李绅正是那位写下“悯农”名句的诗人，也是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此外，沈亚之与元稹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文学交往，元稹与白居易之间的深厚情谊，堪称古代文人交往的典范，从这些经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沈亚之与新乐府运动集团的紧密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亚之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两大传奇小说创作集团。
唐代传奇小说的创作方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沈亚之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元和十年（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沈亚之担任陇西公的记室，随同陇西公的军队驻扎在泾州。此时，长安城中的贤士名流纷纷前来拜访。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人们约定在东池便馆举行宴会。入席后，陇西公说道：“我年轻时曾与邢凤交往，听他讲述过一件奇异的事情，今天想讲给大家听。”
陇西公李汇在一次宴会上，向在座的客人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梦境的故事，他回忆道：“我年轻的时候跟随邢凤，听他说起过一件奇异的事情，我讲给大家听一下。”
接着，陇西公开始讲述这个故事：某日，他梦见一位身穿古代服饰的美人，一边漫步一边吟诵诗歌。邢凤既感到高兴又觉得奇怪，问道：“这位美丽的女子是从哪里来的？”那位美人笑着说：“这是我家。”
故事到这里，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梦境，但最令人称奇的是，邢凤醒来后，发现梦中美人吟诵的诗歌，竟然在他的衣袖中。
讲完故事后，陇西公补充道：这件事发生在贞元年间，是后来邢凤讲给我听的。
听完这个故事后，在座的客人们都认为这个故事值得记录下来，于是作为陇西公记室的沈亚之，将这个故事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沈亚之的这段记录，不仅生动地描绘了故事的内容，还详细地交代了故事的叙述背景：在宴席中，陇西公将自己听到的奇异故事，转述给在场的众人，并由沈亚之进行记录，而陇西公自己则是直接从当事人邢凤那里听来的。
记录故事内容，并记录故事的讲述过程，是唐传奇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同时期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明性文字。我们熟悉的《长恨歌》，虽然是诗歌，与小说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实际上，这两篇作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记录了白居易创作这首诗歌的背景：元和元年冬十二月，陈鸿、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一同出游，在旅途中，他们谈到了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王质夫举起酒杯对白居易说：
“那些世代相传的故事，如果没有遇到像您这样具有非凡才华的人来润色，恐怕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不会被世人所知晓。乐天（白居易的字），您对诗歌有着深刻的理解，情感丰富。试着为这个故事写一首诗，怎么样？”白居易因此创作了《长恨歌》。
王质夫认为，只有像白居易这样具有非凡才华的人，才能够将这段尘封的历史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白居易便创作了《长恨歌》这首诗。
从沈亚之的《异梦录》和陈鸿的《长恨歌传》这两篇传奇作品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唐传奇小说的创作场景：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各自讲述自己听闻到的奇异事件，然后由其中一人负责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
李公佐的《古岳渎经》也是一部著名的传奇小说，在书中，他对“求异”这一充分必要条件进行了明确的阐述：
陇西李公佐泛舟于潇湘苍梧之间，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他们在古岸边停船，留宿于佛寺之中。江面上空旷，月光如水，他们一同征询奇异之事，谈论奇闻轶事。
何为“异”呢？
这一点，也是志怪小说向传奇小说转变的最大特征。
例如，元稹所著的《莺莺传》，讲述的是贫贱书生张生对没落贵族女子崔莺莺始乱终弃的悲剧爱情故事，从内容上来说，这个故事并不具备“怪”的特征，但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在那个时代是超越了一般常识的存在，因此能够被称为“异”。
鲁迅先生曾说：唐人有意为小说。也就是说，唐传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文人小说自觉意识的觉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唐传奇小说出现之前，文言小说如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大多只是一条一条的故事记录，虽然体系复杂，故事奇异多姿，但根本上没有脱离史传和子部著作的写作方式。
而唐传奇小说的基础，是古代知识分子相聚而谈的话，记录这些话的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符合现代小说特征的艺术手法，具备丰富的人物、情节、环境描写，与之前的小说形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因此，我们说唐传奇小说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正是因为唐传奇小说打开了小说自觉意识的先河，才有了后世宋代话本、明清白话小说的遍地开花，我们才能在今天读到《包公案》、《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