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严监生临终之际，伸出两根手指，迟迟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的几个侄子和家仆们围在床边，七嘴八舌地猜测着原因：有人说他惦记着两个人，有人说他操心着两桩事情，还有人说他在挂念着两块田地，说法五花八门，却都无法得到严监生的确认。
这时，新晋的正室夫人赵氏分开众人，从容地走上前，说道：
“老爷，只有我才能明白您的想法。您之所以不肯断气，是因为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担心浪费油。我现在就去拔掉一茎，您就能安心了。”
话音刚落，赵氏便迅速走过去，将灯芯拔掉。众人目睹严监生的反应，只见他微微点了点头，随即手无力地垂下，气息渐无。
从那一刻起，严监生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彻底定格。天哪！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啊！仅仅因为一根灯芯的问题，竟然到了死不瞑目的地步！他简直就是中国版的葛朗台，一个典型的守财奴，一个令人发指的吝啬鬼！
然而，如果仔细研读严监生的所有故事，相信您对他的认识一定会有所改变。
书中描述，严监生家财万贯，却是一个胆小而善良的人。但他的兄长严贡生却是个无赖之徒，在官司败诉后，竟然脚底抹油逃之夭夭。官府的差役追查到严监生家中，他不仅热情款待差役，还尽力安抚被起诉的兄长，四处打点关系，最终花费了十几两银子才将官司平息。
虽然花费的银两不算多，但从这件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严监生并非一个冷漠刻薄、吝啬成性的人。
当他的妻子病重时，严监生每天都请四五个医生来诊治，使用的药材都是人参、附子等名贵之物，但最终仍未能挽回妻子的生命。为了妻子的后事，他前后花费了四五千两银子。
此外，为了感谢两位舅父（妻子的哥哥）的鼎力相助，他在田里收了新米后，每家分两石；腌制的冬菜，每家也是两份；还赠送了四只火腿；鸡鸭等小菜更是不计其数。
转眼到了除夕，严监生拜过天地祖宗后，摆了一席家宴，他与赵氏相对而坐……几杯酒下肚，严监生突然落泪，指着橱中的一处，对赵氏说道：昨日典当铺送来了三百两利息，这是你王氏姐姐（已故的妻子）的私房钱，每年腊月二十七八都会送来，我就交给她，我也不管她用在哪里。今年她又送来了这些银子，可怜就再也无人来接收了。
这一情节中，严监生对亲戚的慷慨和对家人的深情厚义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唯独找不到“吝啬”这两个字。
后来，严监生病重之际，两位舅父因为去省城赶考前来辞行，严监生又让赵氏拿出四封银子赠予他们。按照之前的理解，每封银子应该是一百两。
这哪里是吝啬之人会做的事？恐怕不是特别大方的人，都难以做到如此慷慨的举动。
吝啬与慷慨，仿佛神奇的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并不缺少这样看似矛盾的人。甚至，我们的父辈、我们自己身上，都有严监生的影子。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的民族似乎总在兵荒马乱、灾年饥馑中挣扎，对“饥饿”的恐惧，早已被刻成遗传的印记，一代代复制传承下来。我们的长辈，一边对身边的亲人朋友极尽关照，一边又近乎“自虐”地对待自己，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这实在是“穷怕了”的真实写照。
古谚有云：“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 严监生依靠对自己的吝啬，靠着精打细算，积攒下了万贯家财，但这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因此，他可以慷慨待人，却在病重时依然“舍不得银子吃人参”，虽然有些迂腐，却正是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真实写照。
严监生正是这样一个带有民族性格特征的形象，我们对其应有尊敬，有怜惜，唯独不应有鄙夷、不屑。
仅读一遍，很难完全体会到《儒林外史》的精髓。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或许因着“讽刺之书”这几个字，令后人多以为《儒林外史》就是、仅是一部讽刺小说而已。我以为，如果以此来看《儒林外史》，大有以偏概全之嫌。盖因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少不了“指摘时弊”又或“婉而多讽”的，这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有谁曾见一部伟大的作品，不带有讽世讥时的？又有谁曾见一味歌功颂德而得以不朽的作品呢？
我们在体会《儒林外史》讽世讥时的同时，也应能看到书中塑造了王冕、杜少卿、凤四老爹等一众高风亮节足以为万世楷模的人物来，这也同样是我们的先辈的形象，甚至可以认为是我们民族中曾经有过的无名英雄，他们不曾被记录进“正史”，却永久地不朽在这“儒林外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