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方言并非本土语言，真正的本土语言是上海郊区的方言。在一段视频中，宋美龄所使用的语言实际上是本土方言，而非上海方言，至少带有明显的浦东口音的普通话特征。她所说的“迭爿爿、伊爿爿”（这里、那里），以及将踩油门称为“轰”，将风声也称为“轰”，这些词汇大部分上海市民无法理解，而能够听懂的群体主要是上海郊区的农民，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
上海方言主要局限于内环线以内，是市区的方言。内环线以外，二十年前大多是郊区，居民们说的都是本土方言，而市区的居民往往难以理解，甚至比苏州话更难懂，因为上海方言是吴越语系多种方言的混合体。苏州评弹曾经是上海人的心头好，也成为了普及这种方言的重要媒介。
上海方言是上海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本土姑娘嫁给城市居民后，邻居们会称她为“本土姑娘”。如果她进门时说的不是宋美龄式的本土口音，而是地道的上海闲话，那么才真正被认为是上海姑娘。
上海开埠后，大量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涌入上海谋生，其中苏州人、无锡人、宁波人、绍兴人、广东人、福建人、苏北人、安徽人、山东人等群体较为集中。当时的上海滩极其多元化，其复杂程度堪比纽约的法拉盛——美国最大的中国城。在这里，听不懂的往往不是外国话，而是各种中国方言。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经过长期的磨合，为了生意、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各种方言逐渐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上海方言。这种方言以苏州话和宁波话为基础，形成了最大公约数，最终形成了上海话。例如，上海话中的“嗲”源自苏州话中的“嗲妹妹”。同样，表示“赞”的词汇，其根源在于扬州方言：“《水浒》就是一把赞货。”而“哪能”（咋啦）则是苏州人挑衅语“哪亨”的变体。阿大阿二（读ni），则是由“宁波阿娘”的语系演变而来的。
1999年的一天，我在瑞金二路的电话亭里接听电话，听到电话间里的老阿姨在闲聊：“7号里（198弄）又吵得不可开交，都想卖房搬出去。”如果真如此，那么整栋新式里弄将面临出售，我立即上门进行动迁。上下四户人家站在底楼谢家，一致对外地盘问我：“李先生屋里厢哪里？”上只角人的地域观念非常强烈，一不小心就会流露出来，即便谈论毫不相关的话题，也会不自觉地抖落出来，上海话称之为“卖洋卖洋！（显摆显摆）”。我干脆地回答：“大杨浦滴！”其中一位中年妇女立刻故态复萌，两臂抱胸，居高临下地告诫我：“迭只地段李先生是看得懂额。”并眼角瞟侬。我客客气气地夸道：“灵光地段！”话锋一转：“不过，四家人家挤在一窝就不灵光了，早上上厕所的辰光，人的生物钟都是一样额，迭格辰光，女的坐在里厢马桶上，男的提着裤子立在门外头，还要排队起蓬头，像拎只钢盅锅子买生煎馒头——”最后一句“既不不方便，也不雅观”尚未出口，他们异口同声地制止：“好了好了，要买就买，勿要讲得嘎昂赛好！”讨饶了。昂赛：英语：on sale（贱卖）的谐音，上海话里还夹带外国闲话的元素，俗称“洋泾浜闲话”。
近年来，上海话正在发生变化。十年前，为了推广普通话，上海的小学生在学校里不讲上海话；回到家，面对的是钟点工，为了不见外，也为了便于沟通，爸爸妈妈都顺着钟点工。钟点工在家时，都说有口音的普通话；如果是住家保姆，那么孩子就没有机会说上海话，只会讲“既不上海也不北京”的各地方言普通话。到了初中，再学上海话，口型就转不过来了。我女儿就是个例子，到了初中，“喔要讲上海闲话”。“喔”（我）是北方话的圆口型，改也改不过。她妈妈急啥忒了：“像外来妹，格脎弄法子？”一急，宁波方言也出来了。上海人喜欢靠本事不靠关系，口头禅：“硬碰硬”，现在成了“昂碰昂”——那是苏北口音的上海话，就像小时候路旁小苏北卖刀，刀砍钢丝，一刀一断，心急得憋不住，哑巴开口：“昂碰昂。”
现在要了解上海人家的背景，只要听听孩子的口语，基本可以判断家庭经济背景。一口地道上海话的，那么是外婆带大的，妈妈可能是个啃老族，外婆肯定是个“杨白劳”。如果上海话很生音，夹杂外地口音的，那么是常年请钟点工的家庭。上海话只会说单词，无法连贯交流的，说着说着就溜回外地普通话交流的，那么就是有住家保姆的。如果可以听出方言口音的普通话，那么是住家保姆不换的，这个保姆忠诚度高，家长也是厚道的。
现在我的孩子是上海户口，还是上海籍，我也是土生土长上海内环的上海人，女儿是“昂碰昂”的上海人，会说一口英语，但不会说地道上海话，真正急煞人！（李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