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以其杰出的散文《黔之驴》闻名于世。这篇文章描绘了贵州地区原本没有驴的史实，一位好奇的读书人将一头驴运到了这片土地上。当时，许多人阅读这篇文章后，都对那个将驴带到贵州的人的行为表示质疑。
近期，在研读李白流传千古的诗歌《早发白帝城》时，我在查阅相关注释资料的过程中，又了解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这个故事涉及一位对诗中“两岸猿声啼不住”的表述提出质疑的人。
这位质疑者认为这句诗存在常识性错误，于是采取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行动。
他捕获了一只活生生的猿猴，并将其从三峡的南岸带到了北岸，然而这只猿最终又自行返回了南岸。于是，这位质疑者便以此为依据，擅自修改了李白的诗句，将其改为“南岸猿声啼不住”。
尽管这位质疑者的行为看似有些荒诞不经，但他的这一举动并非全无根据。现代科学研究已经基本证实，三峡的北岸确实不适合猿类生存。
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断言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是错误的。因为李白在创作这首诗时，可能是在描绘他乘坐的小舟快速穿行于峡谷之中，而猿猴的叫声在两岸之间回荡。
《早发白帝城》——唐·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创作于李白因永王李璘事件被流放夜郎之后。当时，李白的流放之路才刚刚抵达白帝城，却意外地获得了赦免，得以返回家乡。
那一天的清晨，李白乘船从白帝城出发，前往江陵，因此诗中才有“朝辞白帝”的描写。由于白帝城的地势远高于江陵，所以从白帝城到江陵的航行，犹如从云端坠落一般。
诗中的第二句，李白提到江陵距离白帝城虽远，但只需一日便可抵达。这既展现了行舟之迅速，也反映了李白遇赦后的愉悦心情。
江陵，即今天的湖北省荆州。虽然这里并非李白的故乡，位于四川省江油的李白，却在诗中使用了“还”字。
为何使用“还”字？因为前往白帝城并非李白本意，他是被贬谪而去；而抵达江陵则是他自主选择。因此，“还”字象征着李白重返自由。
这首诗的第三句，“两岸猿声啼不住”，曾一度备受赞誉。长江三峡两岸，古木参天。在古代气候相对温暖的时期，南岸的森林中曾有古猿栖息，但数量可能并不丰富。
李白乘舟而行，若行船速度较慢，听到的猿叫声会断断续续。之所以“啼不住”，是因为舟行速度极快，将一声声的猿鸣连接起来，因此才说“啼不住”。
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述，这首诗因“两岸猿声啼不住”一句，历来引发争议。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在《浪迹丛谈》中提到：“两岸猿声”的说法是错误的。
他的理由是，三峡北岸的巫山山脉呈南北走向，气候较为寒冷，猿猴无法在此生存。后来的事实和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梁章钜对“两岸猿声啼不住”的理解仍存在一定偏差。因为这句诗未必是指猿猴站在两岸发出长啸。
众所周知，当一个人在山谷中呼喊时，山谷会产生回音。无论你站在山南还是山北，这种声音都会在两山之间产生共鸣。因此，就会听到山南山北都有声音。
同理，三峡南岸的猿猴在发出叫声后，也会产生回声，回声在两岸之间回荡，所以过往行人听到的声音，似乎来自于三峡的南北两岸。
因此，即使三峡北岸没有猿猴，也能够产生猿叫的声音。所以，三峡北岸虽然不适合猿猴生存，但这并不能说明李白的这句诗是错误的。
再者，李白在这里写“两岸猿声啼不住”，主要是为了表达他当时畅快、兴奋的心情。他不是在进行考古研究，也不是撰写理论报告，因此不必过分拘泥于字眼。
提及读古诗“抠字眼”的问题，就想起了一个网络笑话：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专门“抠”古代文学家的字眼。
例如，沈括曾说：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的“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山位于嘉州，而唐玄宗从未到过那里，所以白居易明显是在虚构。
不仅如此，沈括还曾质疑杜甫的诗，他说杜甫《古柏行》中的“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其中的“四十围”、“二千尺”，显然存在问题。
因为他默默地计算了一下，得出了一个结论：四十围相当于直径7尺，而一棵直径7尺的树，居然有二千多丈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按照沈括的逻辑，那么我们的唐诗宋词将无法阅读。因为这样仔细推敲，这些诗词大部分都有事实错误。
尤其是像李白的诗，动不动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我们岂不是要计算庐山瀑布的真实高度，再改成“飞流直下四百九十一尺”？
那么，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又该如何处理呢？从创作时间来看，王弗当时已经去世十年，但距离一千里显然不对。当时苏轼在山东密州，王弗埋葬在他的老家四川眉山。
于是，这首词只能改成“一千六百一十一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而且，这个“一千六百一十一里”，还是指的走公路。要是走水路、坐马车，那就更不知道了。
除此之外，像大家经常提到的张继的《枫桥夜泊》中的“乌啼”是什么，“江枫”是什么，“夜半钟声”是几点，看来不说明清楚，是绝对不允许写的，否则就等于造谣。
诗歌并非科学报告，实在用不着如此较真，而且文学修辞手法中本身就有一种叫“夸张”。李白这种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擅长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强烈情感。
他动不动就要写“黄河之水天上来”，或者写“十步杀一人”。难道你也要求他先行计算出黄河河面到大气层的垂直距离，再到县衙翻出档案，证明自己“杀人”的实战纪录？
即使不用“夸张”的修辞，中国文学也很讲究“意象”。这个概念较为抽象，就是要故意写出一些表面上看“似是而非”，实则能够激发读者联想的词语。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一首篇幅有限的诗词，拥有更多解读的可能，从而延长诗词的生命力和传播范围，达到千年传唱的效果。
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不能过分“写实”的。一旦写得过于详细具体，诗中的情感就要大打折扣。这样的做法，会让诗词失去它本身的“张力”和使之长久的“生命力”。
诗的好处，在于“既象此，又象彼”。它用“意象”扩大了内涵，令不同的欣赏者，读出其中最满意的那一面，最终使大家获得审美上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发。
诗词歌赋是艺术作品，不是学术论文。做学术论文必须严谨，但搞文学艺术创作，则需要浪漫。同时，欣赏文学艺术作品的人，本身也要有浪漫情怀，否则你不如直接去读学术论文。
艺术有艺术的好，学术有学术的强，二者并行不悖。艺术带给人的主要还是享受，兼顾对知识的普及。而学术则专门带给大家知识，让世界进步。
用学术的眼光去苛求艺术，就像是一对小情侣吵架：男方非要和女方讲道理，却不懂得，女方此时此刻，只是想和男方谈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