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著作详细记录了新桥公司成功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全过程。作者作为新桥在韩国的驻代表，全程参与并见证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收购行动。书中充斥着大量专业且复杂的金融术语，对于缺乏投资银行背景的读者而言，理解起来确实存在挑战。然而，作者凭借其出色的叙事能力，将这场长达数百页的收购战描绘得扣人心弦，充满戏剧性。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对于所有渴望进入投资银行领域或正在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来说，都堪称必读之作，值得给予五星好评。毕竟，即便是对银行行业有再深入的研究，也无法替代亲自主导一家银行的收购所获得的经验。
回溯到1997年，韩国的七家大型财阀集团相继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面临破产的边缘。这使得外国投资者对韩国市场产生了强烈的担忧，普遍不愿意对即将到期的贷款进行展期。
当时，韩国银行业的发展模式过度依赖政府的行政指令和人际关系网络，导致其盈利能力严重不足。一位资深分析师曾尖锐地指出，韩国银行的核心目标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尽可能避免亏损。此外，韩国经济的增长长期受到个人储蓄率偏低的影响，过度依赖外部融资。一旦金融风暴来袭，外资便迅速撤离，导致韩国的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国家几乎陷入破产的绝境。
为了挽救韩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韩国达成了总额高达58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该计划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将已经破产并被政府接管但仍在运营的韩国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其目的是将现代银行的信贷文化引入韩国。那么，为什么韩国政府不选择让这些银行直接破产呢？主要原因在于存款保险制度。如果银行彻底破产，政府需要承担所有赔偿。而通过出售银行，政府不仅可以获得新桥公司投入的资本金，还能期待银行未来能够实现增值。
在此，不妨插入一个小故事。在美国上世纪90年代，曾存在一种名为储贷银行的商业模式，主要业务是发放住宅按揭贷款和个人贷款，属于典型的”借短贷长”模式。当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时，储贷银行不得不以更高的利息来吸引存款，但之前发放给个人的贷款利率却无法同步调整，由此产生的利差倒挂最终导致了大量储贷银行的破产。而芒格，在美联储加息之前就果断卖出了储贷业务，转而投资了房地美，这一决策最终证明了他的远见。
针对韩国第一银行的处理方案，新桥公司提出了一个创新的建议：将不良资产剥离给政府，同时由投资者和政府共同补充资本金，从而改善银行的财务状况。
然而，与韩国政府进行谈判的过程远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政府内部各层级的官员诉求各异，有的希望尽快达成交易，有的倾向于与其他投资者合作，还有的提出了一些难以实现的条件，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真正关心这笔交易能否成功的人并不多。此外，政府各个部门之间也存在严重的协调问题。
尽管双方在1998年12月签署了《共识备忘录》，明确了谈判的基础，但更大的危机随之而来——韩国政府的谈判团队进行了全面更换，对之前达成的共识完全不予认可。数月的时间里，数百万美元的投入面临付诸东流的风险。
韩国方面的谈判策略主要是逐步试探新桥公司的底线，试图将收购价格压到更低，再更低。
到了1999年4月，排他期即将结束，作者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向各方详细阐述了改革韩国第一银行的宏伟蓝图——建立一个完全依靠存贷利差生存的现代商业银行。
此时，韩国第一银行仍在持续亏损。
新桥公司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资产覆盖方案，即由政府仅为不良资产提供担保。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让政府没有任何风险，但实际上，韩国政府的犹豫不决也源于此。谈判人员必须向公众证明自己的决策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但在新桥之外，是否还有更好的交易对象？这正是韩国政府陷入两难困境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要想在投资银行领域取得成功，深刻理解不良贷款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前提。不良贷款是如何形成的？又该如何有效回收？当不良贷款无法收回时，如何确保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保持平衡？银行提供的产品本质上是同质化的——资金和利息。为了吸引更多的存款，银行必须提供更高的存款利率；而为了发放更多的贷款，银行则需要降低贷款利率或放宽信用审批标准。
新桥公司在投资韩国第一银行时，同样无法准确判断哪些资产属于不良资产，因此希望政府提供担保。而政府也同样担心过高的财务支出，因为政府也无法完全理清银行的财务状况。新桥公司和政府之所以都不完全信任会计师的评估结果，是因为银行资产的统计过程充满了各种假设和不确定性。同一家企业，在效益良好时能够按时偿还贷款，而在经营不善时则可能成为死账。又或者，在某个新兴行业，多家公司都追求过高的财务收益率而贷款进行项目投资，但当大量产品积压无法销售时，银行将面临无法收回贷款的风险。再比如韩国的情况，在经济不景气时，企业生产的产品销量下降，员工收入减少，导致大量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新桥公司投资的是韩国的未来，因此必须彻底割舍过去的不良历史。
到了1999年年中，韩国经济开始呈现复苏迹象，这对交易反而产生了不利影响。政府谈判人员担心自己会被视为卖国贼，在贱卖国有资产，却忽视了这只是一家已经破产的银行而已。
那么，最终的转机是如何出现的呢？可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桥公司聘请的政府游说人员、主动向媒体进行正面宣传、原韩国驻美大使的斡旋，以及青瓦台政府对国际社会的表态等等。可以说，正是这些有利因素的叠加，最终促成了这笔交易的达成。
新桥公司接手韩国第一银行后，将战略重点放在零售业务上，将贷款审批权限集中回总行，利用大数据和计算机系统进行决策。这样，分行员工可以集中精力开展销售工作。
当新桥公司最终出售韩国第一银行时，在短短五年时间里获得了大约三倍的回报。
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银行业是我难以理解的一个复杂领域，因此我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选择投资银行作为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