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星河中，“兮”字犹如一颗耀眼的星辰，尤其在西周和秦朝时期，其使用频率极高。关于这个发音近似“西”（亦有学者认为类似“嘿”）的字，传统观点普遍将其视为古代辞赋中的虚词，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啊”。然而，对于它的词源问题，学术界一直缺乏明确的解释；至于它在何种语境下等同于“啊”，又为何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简单地用“啊”来解释，学界也鲜有深入探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审视。经过深入探究，我发现这个“兮”字实际上源自一个在古代中国大量诗赋文献中被忽视的关中方言词汇，而这个词汇至今仍在关中地区民间广泛使用，其现代读音类似于“些”，其含义与“啊”并不完全相同。
“兮”字最早的出处及其方言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兮”字最早的记载出现在《诗经》中。据统计，《诗经》中“兮”字出现了321次，这一数字远远超过“矣”等其他虚词，可见在《诗经》时期，“兮”字在表达情感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通过仔细研读《诗经》的“风”“雅”“颂”三个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兮”字在“风”部分出现的频率最高，“风”诗中一些情感最为激烈的篇章，如《魏风》的《伐檀》和《郑风》的《缁衣》等，诗末几乎全部由“兮”字构成；“小雅”中“兮”字也不少，而“大雅”和“颂”中则相对较少。这种现象，与“风”诗和小雅多源自民间且情感直白有关，而“大雅”和“颂”与官方和贵族关系密切，情感表达较为含蓄，因此“兮”字使用较少。由此可见，“兮”字确实是一个反映民间直白情感的虚词，其意义指向“啊”并无大错。今天我们阅读《诗经》时，用“啊”来解释“兮”，通常也是合理的。
其次，按照顺序来看，《诗经》中“兮”字最早出现在开篇的第二首诗，即“风”部分的《葛覃》，其前是开篇的第一首诗《关雎》。
《关雎》描述的是周文王后妃太姒与文王的爱情故事，这一结论是根据《毛诗序》、毛《传》、郑《笺》以及朱熹《诗集传》等权威注释得出的，而太姒的故乡正是关中东部的合阳，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关雎》的内容高度契合。按照朱熹《诗集传》的说法，《关雎》之后的《葛覃》也是太姒的作品。许多《诗经》学者对此深信不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在周武王母亲的时代，关中方言中的“兮”就已经成为高雅诗歌中的主要虚词。
实际上，《诗经》的最终编纂者是孔子的弟子子夏，他是合阳人。至今，关中地区的郃川方言中仍然保留着“兮”字，例如大人在招呼孩子靠近时，常用“来兮，来兮”，即“来啊，来啊”；两大人在对打时，会说“打兮，打兮”，意思是“打吧，打吧”。不过，现在在这些场合，“兮”字的读音已经变成了“些”，而不是纯粹的“西”音。由此可见，《诗经》中“兮”字之所以如此多，很可能是因为关中方言的影响。这也印证了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必须摒弃那种将‘方言’与‘书面语’对立起来的狭隘观念”。另一方面，仔细考察关中方言中至今保留的“兮”字，可以发现其含义并不完全等同于“啊”，它似乎比“啊”更丰富，包含了祈使、要求等意味。这又印证了历史语言的另一个原则：书面语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记录口语。
如果“兮”是关中方言，那么，楚人屈原的骚赋中为何有如此多的“兮”字？在中国人后来用“啊”字代替“兮”字之后，关中农村为何仍然保留着“兮”字？
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符号是任意规定的，它只有依靠传统的力量才能赋予意义”。关中地区的周族当年统一了中国，他们必然要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将自己的文化推广到全中国，从而形成传统。朱熹《诗集传》说，周族统一中国后，“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洪迈《容斋随笔》也指出，由于周朝的大一统，《诗经》中的“兮”字等虚词，后来就成为了中国诗赋中的通用虚词。这就从整体框架上解释了楚人屈原的骚赋中为何有那么多“兮”字——因为“兮”字是当年周人推广而流行的虚词。
历史语言学还认为，“社会对于个人在语言方面的创新常常是持反对态度的”。在封闭的关中农村，个人对于作为通用虚词的“兮”是无能为力的，几千年都是如此。虽然，作为虚词的“啊”日益流行，但关中农村至今仍然保留着“兮”音。这个“兮”音，作为虚词的活化石，或许能够为我们解开中国古诗赋中“兮”字的来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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