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出现在日本的“言文一致”观念，自十九世纪末传入后，被白话文运动利用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以推动文言。尽管这一观念对于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但当它进入古汉语研究领域后，其学术价值变得尤为重要，成为汉语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不同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对古代汉语的一系列理解，也反映了汉语史发展的不同面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从未经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无论是学术大师还是语言学权威，他们往往以想象代证，将假设当作结论，堂而皇之地写入自己的专著甚至的教材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对此保持警惕，不畏权威，对“言文一致”这一未经证实的假设提出挑战。任学良在《先秦言文并不一致论》中，通过大量例证证明先秦的“文”与“言”并非一致。他认为研究汉语史必须分清口语与书面语，如果只研究书面语而忽视口语，则无法真正了解汉语的历史面貌。虽然他的观点在当时的学界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但他提出的问题无疑为后来的汉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随着语言学的不断发展，有语言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古汉语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包括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问题。刁晏斌在《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中指出，所谓的口语和口语性只是一个假设，实际的言语使用中，“我手写我口”既非理想状态也非实际状态。在现代如此，在古代亦应如此。所谓的口语或口语性，在多大程度上与真实的口语相一致，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这一“反主流”的观点，语言学界迅速作出反应。汪维辉在《汉语史研究的对象与材料问题》中批评了上述观点，认为这是对汉语史学科的严重误解。他试图通过引用前贤的观点来证明口语与书面语的一致性，然而他的论证过程中却存在逻辑错误和概念混淆。例如，他引用的王力先生的观点充满了不确定的用语，充满了“接近口语”“可能”“大概”等模糊的表达，缺乏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结论。
事实上，无论是吕叔湘还是王力这些语言学界的权威，他们对于先秦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的认识，都是基于猜测和模糊的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再重复这些观点作为先秦汉语“言文一致”的论据已经没有意义。
事实上，近代以来一直存在关于古汉语是否言文一致的争议。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到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再到黎锦熙和鲁迅的批评，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语言学界的权威们试图保卫近百年来的汉语史研究成果，然而也必须正视这个假命题的存在。这个假命题导致汉语研究从一开始就步入迷途，以此为前提的研究结论很多是错误的。
当代的语言学者需要勇于承认这个事实，寻找一条更切近古代汉语发展实际的道路，透过文言书面语揭示出汉语史的真相。这才是对学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于这个问题，孟昭连在其著作《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