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人。人是经济活动的核心，对经济变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就像“五十步笑百步”的梁惠王曾困惑地问道：“我对于的管理已经竭尽全力了。河内发生灾荒，我就将那里的百姓迁移到河东，并将河东的粮食运往河内；河东发生灾荒，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我看邻国的措施，没有哪个像我这样尽心尽力了，但他们的百姓并不见减少，而我的百姓也不见增多，这是为什么呢？”他向孟子寻求建议，希望增加本国的人口。
到了清朝，者们也一直在努力增加人口。康熙帝宣布“盛世之下，人口增长，永不增加赋税”，雍正帝废除了人头税，并推行“摊丁入亩”和“地丁合一”的，减轻了少地农民的负担。在这样的鼓励下，百姓敢于多生育，因此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到了道光年间，清代人口已经突破了四亿大关。
长期以来的人口被认为是一种放任增长的模式，缺乏人口控制措施，导致了人口的剧增。在清代前中期，江南地区的已经开始主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
虽然结婚在社会中被视为一种义务，尤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观念深入人心。自明代后期以来，江南地区的开始反抗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在江南的小说《贪欢报》中，女子如果未能嫁给心仪的郎君，就会感觉前路无望；男子也害怕娶到不满意的妻子而不敢轻易结婚。在清代前期，争取婚姻自由的现象普遍出现，许多人选择晚婚或不婚。正如李宗盛在歌曲《晚婚》中所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会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的灵魂。”
婚嫁是人生的大事，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在清代的江南地区，即使是贫寒之家的男子娶妻也需要花费至少40两白银。而在当时，普通老百姓一年的收入只有3到5两。女子的陪嫁同样费用不菲，大约需要30两。如果还要举办盛大的婚礼和建造婚房，总花费更是惊人。高昂的婚嫁费用使人们望而却步，导致江南地区的结婚年龄推迟，出现了不婚的现象。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冲击了“养儿防老”的观念。清代文学大家李渔在《连城璧》中甚至写道：“银子就是儿子了。”人们开始意识到踏实挣钱可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成为时代的“丁克一族”。、堕胎和绝育开始流行，这也减缓了人口的增长速度。
清代江南地区的通过自身的实践走上了“计划生育”的道路。参考资料：[1]李伯重，《节制生育与控制增长：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问题探讨》；[2]黄敬斌，《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的消费》；[3]吴建华，《清代江南人口增长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