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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庄村,宛如一幅静谧的画卷,静卧在烟台郊外的丘陵地带。它依偎着广袤的田野,这片田野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作品,以深厚的黄土为基调,点缀着五彩斑斓的绿色,那是果树的葱郁,是玉米的茁壮,是番茄的红艳。村庄的另一侧,与桃村镇的几个村落相邻,白墙红瓦或黑瓦的房屋,沿着蜿蜒的黄土路,整齐地排列着,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幅景象,在我的记忆里,与小丽几十年前的记忆几乎毫无二致。
小丽,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庄人,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在村里的学校完成了小学学业,然后前往镇上继续她的初中教育。她成绩优异,甚至到了现在,她还会自豪地向我吹嘘她曾经考过年级第一的“辉煌成就”。初中毕业时,村里的人们普遍认为,上中专既能早点就业,又能保证工作分配。于是,小丽选择了报考了分数线最高的中专。有同学曾嘲笑她“欲速则不达”,但每当小丽想起这件事时,她的鼻孔都会忍不住扬起,得意地说:“怎么样?我这不很快就考上了吗?”小丽并不想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她渴望在烟台城里找到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
16岁那年,小丽独自一人搬进了烟台城里的宿舍,开始了她的中专生活。毕业后,她如愿以偿地在烟台交管局获得了一份会计的工作。然而,小丽很快发现,烟台这个被潮湿腥甜的海风吹拂的小城市,发展机会有限,大多数人过着相似而平淡的生活,虽然足以维持生计,但经济上并不宽裕。小丽渴望更多的机会,她想要追寻更广阔的人生舞台。
注册会计师,被誉为最难考的证书之一,是所有会计人员的终极目标,也是小丽想要进入大城市的敲门砖。小丽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宿舍里刻苦学习,周末则前往培训机构听课。那些厚如字典的教材,经过她一遍遍的研读,最终化作试卷上亮眼的分数,也实现了她期待已久的“通过”。“我觉得自己至少有十多年的时间都沉浸在这些知识里,这就是所谓的扎实!”她高傲地扬起眉峰,得意地拍拍我的后背,我仿佛能听到她“陈词滥调”背后的深意:“要不断学习!”
小丽信心满满地辞去了工作,一个行李箱和一个挎包,几乎就是她全部的家当。她来到了济南,搬进了姐姐家。凭借注册会计师的头衔,她很快在济南安顿下来。她工作起来有条不紊:“要不是当年不在编,每年有去国家质检总局的机会就是我的”,她咂摸着话里的滋味,似乎对近二十年前错失的机会仍然耿耿于怀。
2
在我上学的年代,我们家租住在永庆街。北面是繁华的万达广场,而在万达的背后,是一些破旧的老楼,它们散发着锈迹和霉味,歪歪斜斜地矗立着,偶尔有几束灯光从窗户中透出。我每天骑着自行车,经过育英小学到实验中学上学。小立的学生时代和我相似,也是骑着自行车去实验中学,途中会经过他初中的母校十六中(育英小学的前身),他甚至为此感到颇为自豪。他抬起鼻子点点小丽,得意地说:“我家四十年前就住楼房了。”
在小立成为实验中学83级学生之前,他已经搬过两次家了,从较小的破平房搬到较大的破平房,最终搬进了面积超过30平方米的“老楼”。尽管如此,他的生活轨迹始终离不开老城区这一方圆一公里的范围。
小立从建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了工作,他的单位又陆续分了两套房子,一套给父母住,另一套三四十平方米的小房子给自己住,这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居住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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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丽和小立是在朋友的介绍下相识的。当谈及他们的感情经历时,两人都显得有些羞涩,最终一致认为应该把话题转向我:“你小孩怎么会对这事感兴趣?”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小丽搬进了小立的家。而在我仅有四个月大的时候,他们也迎来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搬家。
新家是小丽和小立攒了几年钱,又各自向父母东拼西凑凑钱买下的,面积是之前房子的三四倍。就是这样一片宽敞的空间,为我孩童时期的调皮性格提供了充足的舞台。
“我也是第一次住这么大的房子,提着箱子走进去的那一刻,我感觉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回忆起往事,小丽的眼中闪烁着“憧憬”的光芒,仿佛她正要搬进梦想中的新居,而不是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全新的家具,洁白的墙壁……”这与我记忆中的家有些不同。
在我记忆中,墙壁总是花花绿绿的,上面画满了各种小人像,没错,都是我的作品。我总是闲不住,想院子里找朋友们玩耍,但父母并不是随时都愿意陪我出去,于是墙上的小人就成了我无聊时的伙伴。我画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人,觉得不满意又画一个扎单马尾的,怕她们孤单,于是让两人牵着手,结果两人的胳膊像橡皮筋一样被拉得很长。我对着她们说话,给她们编一个个小故事,往往是自己讲着讲着先感动得不行,或是向往起我脑海中的生活来,这时,总是带着饭菜香味的妈妈的吆喝声将我唤醒:“禾禾,吃饭了”。小孩子真是一种奇妙的生物,在美食面前,总能迅速将喜怒哀乐抛之脑后,丢下墙上的小人和一盒彩铅,迅速坐到餐桌前。这或许是因为小孩子的情绪只是单纯的情绪,而不像大人,情绪中总是掺杂着复杂的情感。
我长大了,墙上的小人画也随着我长大了,从最初像墙角的小草,逐渐长成了白墙上的花裙子。后来,父母告诉我,要搬家了,搬到东边去,搬到一个离两人工作单位近的地方。小孩子对搬家总是抱有期待,就像逢年过节,绕着爸爸妈妈跑来跑去,催促着:“快走啊,快走啊”。现在回想起来,那其中流露出的伤感,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多愁善感”了,并不是当时的真实感受。
这个新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现在回想起来,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是与朋友玩耍的场景。我确实交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挚友。在楼下散步时,爸爸遇见了同事,我便和那个大我近四岁的姐姐逐渐熟络起来。两个不足十岁的小孩把草坪里的草种子撸下来,学着农民的样子,将种子撒向空中。这个毫无意义的举动,成为了我们两人的第一个共同记忆,直到现在,我们还会常常提起,然后相视大笑。
我最初印象中父母的争吵,发生在小学时期。当时,他们看中了一套位置、品牌和环境都非常不错的房子,但出于高昂的价格,两人争吵不休。小丽认为,即使要承担一些压力和风险,但总会有回报,风险与回报总是相伴而生的;而小立则认为,像现在这样平平淡淡地过日子不就很好吗?何必再辛苦背负房贷呢?
两人在同一件事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儿时的我抱着看戏的心态,将这归因于两人性格的差异,给他们起了“左派”和“右派”的戏称。现在,我回顾了两人从小到大的“搬家记”,才幡然醒悟:小丽的每一次搬家都伴随着风险,她对“更高,更远”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驱使着她不断跃迁,过一段时间,再次出发;而小立的“搬家记”则仿佛是他平淡生活和性格的缩影,他追求平安舒适,在哪里扎根,就在哪里安家落户。
最终,小立妥协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搬进了新房。小丽和小立都决定,以后不再搬家,在这个房子里永远“定居”。
然而,两人的争吵并没有随着搬家的结束而停止。不知为何,我对他们的采访转向了关于是否送我出国读研的争论。小丽皱着眉头:“如果她有能力,应该让她出国读研的!” “国外有什么好的?这么大个中国还盛不下你闺女了?”小立撇着嘴,眼神中毫无妥协的意思。
我已经收集完了写作所需的素材,站起身,将自己从两人的争吵中抽离出来。至于我以后决定搬去何方,那可不是小丽和小立的争吵能够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