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作为元代艺术巨匠黄公望的心血之作，诞生于1347年至1350年期间，其创作灵感源自浙江富春江的壮丽山水。在这幅传世名作中，黄公望巧妙地运用了疏密有致的构图手法，将山与水的布局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大胆采用墨色浓淡干湿相结合的技法，使得画面呈现出既秀润淡雅又气度非凡的艺术效果，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使《富春山居图》成为黄公望艺术生涯中的巅峰之作，被后世誉为“画中之兰亭”和“山水画第一神品”，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中。整幅作品的总长度约为690公分，但并非一气呵成，而是经过黄公望长达三年的精心创作。据黄公望在题跋中所述，他从至正七年开始绘制这幅画，一直持续到至正十年，即从79岁高龄画至82岁，期间他每日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随身携带画具随时记录灵感，遇到优美的景色便即时写生，通过反复的绘制使得《富春山居图》的前段和后段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
关于《富春山居图》的收藏历史，最早有记载的收藏者是黄公望的道友无用师，而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则成为该画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二位重要收藏者。沈周与一生热爱茶道的宜兴吴纶、吴仕父子交往甚密。沈周之后，吴家家族中第一个拥有《富春山居图》的是吴仕之子吴达可，其子吴正志更是与明代大画家董其昌同属万历十七年的进士。
明万历二十四年，董其昌购得了这幅珍贵的画卷，然而在他晚年遭遇困境时，不得不以高价将《富春山居图》典当给吴家，希望能有机会赎回。但遗憾的是，董其昌最终未能如愿。吴正志在万历末年去世后，这幅画便传到了他的幼子吴洪裕手中。
在《富春山居图》的收藏历程中，吴洪裕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既是这幅画的知音，也是其命运转折的关键。据传，吴洪裕对这幅画极为珍爱，每天废寝忘食地欣赏和临摹，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也正是这种极致的喜爱，使得这幅名画最终难逃厄运。
1650年，吴洪裕临终前决定将智永的“千字文”和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作为陪葬品，希望这些书画能陪伴自己到另一个世界。然而，当这些珍贵的文物被投入火炉时，幸得侄儿吴静庵及时将画作从烈火中抢救出来。但不幸的是，画作的前半部分已被烧毁，剩余的部分被分为两段，形成了如今人们所见的《剩山图》和《无用师卷》。两年后，这两部分被分别装裱，其中《剩山图》高31.8厘米，长51.4厘米，仅占原画长度的1/14；而《无用师卷》高33厘米，长636.9厘米，占原画长度的12/14。
《无用师卷》的命名源于画中的题跋，说明这幅画是赠予“无用师”的。无用师本姓郑，号无用，是一位道士，也是黄公望的师弟。1746年，收藏家安仪周去世后，其家道中落，“无用师卷”被变卖，最终收藏于清宫。
乾隆皇帝在1745年认定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为真迹，并在画卷的空白处题写了55处评语，并加盖了玉玺。每逢出巡时，他还会将画中的风景与真实风景进行对比。而“无用师卷”则因未被乾隆视为真迹，因此没有他的题字，仅有“大臣梁诗正奉敕敬书乾隆御识”的文字，但也使得该画中的留白空间得以保留。
《剩山图》上有1669年王廷宾的题跋，详细记载了1650年吴洪裕火烧《富春山居图》的经过。民国初年，这幅画曾流落民间，后被上海吴湖帆收藏，并在画上用篆字题写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之前韩葑在画上题写了“富春一角”，意指现存的部分只是原作的一小部分。
《富春山居图》的摹本众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三个：
其一为黄溍临本。有学者认为黄溍临本创作于元至正十二年秋，也有人认为其真实年代为明代早期，可能是已知最早的《富春山居图》临本。康熙年间，高士奇购得了此临本，并将其载于《江村销夏录》和《江村书画目》中。后来，此画先后被陈遽、吴子深、张大千收藏。
其二为子明卷。乾隆皇帝在1745年读到大臣沈德潜的文集，文中对《富春山居图》大加赞赏，同年得到了“子明卷”，“子明卷”的命名源于题跋中提到是赠予“子明隐君”，但实际人员尚未考证出。直到国民政府点收北京故宫文物，故宫博物院发现黄公望曾在曹知白的画作《群峰雪霁》上题字，通过该落款进行比对后，最终证实“无用师卷”才是真迹。但由于“子明卷”是《富春山居图》被烧毁前的仿摹作品，故成为了解原作的重要参考。“无用师卷”和“子明卷”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其三为沈周仿本。明代沈周曾收藏《富春山居图》，因请人题识，被其儿子据为己有，后来出售。沈周于1487年中秋根据记忆仿绘了此卷。这是已知最早的临仿本，起首布局与“子明卷”相同，可以推测原作被烧毁前卷首的状况。此卷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尽管《富春山居图》被分为两半，分别藏于两岸，但这并没有减损后人对它的评价和珍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