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通过解读星象变化来为统治者提供吉凶预兆。在《史记·天官书》中，太史公司马迁对此有深刻的阐释，他指出：
“自人君继世以来，无不审视日月星辰运行轨迹？及至三皇五帝时代，更是传承并发扬这一传统……天上有星辰分布，地有疆域划分。”
司马迁的论述表明，自从人类建立君主制度以来，所有统治者都会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来制定历法，到了三皇五帝时期这种实践更是得到充分发展……天上有星辰的分布，地上则对应着不同的地域范围。”这里涉及两个核心概念，即“列宿”与“分野”。只有掌握这两个概念，才能理解古人为何能够通过观察星象来预测人间祸福。
为了便于观测天象，古人经过长期观测实践，将天上的恒星系统划分为若干组，每一组被称为一个“星官”。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星官并非仅包含一颗星，也可能由数十颗星组成。“列宿”正是指代天上的星官系统。据统计，先秦文献中记载的星官有38个，恒星超过200颗，而《史记·天官书》中提及的星官多达91个，恒星超过500颗。其中，“二十八星宿”作为二十八个星官的集合，是古人观测星象时的重要参照系统。
四象与二十八星宿的关系许多人都了解古代的“四象”概念，即“四神”：东宫苍龙、北宫玄武、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四象的形成与二十八星宿密不可分，二十八星宿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有七宿，每个方位的七宿连缀起来恰好构成四象的形象，二者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以东宫苍龙为例，其形象由七宿组成：角、亢、氐、房、心、尾、箕，这些星宿连缀起来形成龙的形象。角宿象征龙角，亢宿代表龙喉，氐宿对应龙首，房宿象征龙腹，心宿代表龙心，尾宿象征龙尾，其字形与商周时期的“龙”字基本一致。
东宫苍龙星象然而，二十八星宿的形成与确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它们主要用于判断季节变化，后来功能不断扩展，古人观测特殊天象时以二十八星宿为坐标，星图绘制也以它们为基准。需要强调的是，古人选择作为星官的都是恒星。在古人看来，恒星位置相对固定，而二十八星宿在天空中的分布恰好构成一个圆形，这样整个星空就被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不过，从星图可以看出，这些区域并非等分，所占圆周角度也不相同，例如“井宿”所占度数最大，“觜宿”所占度数最小。
不同时期的二十八星宿体系正是有了二十八星宿作为坐标系统，古代占星家才能通过观察天象变化来预测人间的吉凶祸福。例如“荧惑守心”这一星象就是通过二十八星宿坐标法观测到的。“荧惑”指火星，“荧惑守心”即火星位于二十八星宿中的“心宿”位置。在古代占星家看来，这一星象对君王不利。再如商纣王在位时出现五星（金、木、水、火、土）聚于房星的星象，古代占星家认为这是预示着商朝即将灭亡。但商朝灭亡与西周建立，占星家又是如何判断同一星象对不同政权的影响呢？这就需要借助前面提到的“分野”理论来确定。
“分野”的基本原理是将天上的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列国、州域建立对应关系，即“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这一理论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左传》、《国语》中都有相关记载。唐代“行山河分野图”是古代占星中分野理论最直观的体现。这幅图由唐代高僧绘制，将当时的京城、州郡与天上的星宿进行了细致的对应划分。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利用分野代指地域的例子，如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其中【参】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参宿”，【井】正是二十八星宿中的“井宿”，参宿对应益州，井宿对应雍州。而险峻的蜀道正是跨越了益州、雍州两地，所以李白用星宿来代指蜀道。
唐代“行山河分野图”此外，新疆出土的汉魏时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护膊也是反映古代占星中分野理论的珍贵文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属于古代占星中的常见占卜辞，“五星”指金、木、水、火、土五星，“中国”在占星学中指代分野概念中的“中国”，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这句占卜辞的意思是指某段时间内五颗星在日出前同时出现在东方的星象对“中国”有利。相对的便是“外国”，即古代的夷狄地区，若五星出西方则对夷狄有利，对中原不利。一般用于军事行动。因此，统治者常利用这类占卜辞来鼓舞军心。汉宣帝时期，老将赵充国奉命征讨西羌，但久未进兵，汉宣帝便下达诏书，在诏书中引用了“五星出东方”的吉兆，以此催促进军。
再如刘邦兵至灞上时，古人通过二十八星宿坐标法观测到“五星聚于东井”的星象。而秦朝占据雍州之地，当时东井所代表的分野正是秦国，所以古人将这一星象解读为秦朝将亡。从现代角度看，这似乎过于迷信，但古人受“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他们自然会将各种奇异星象视为天对人间的警示。古代帝王被视为天之子，所以天上的异象多是对统治者的警示或祝福，解释权主要在统治者手中，因此古代占星学多为统治者所用。
参考书目：
《史记·天官书》司马迁；《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王力；《天文学史话》冯时；《古代天文历法》金开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