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位生于1037年卒于1101年的文坛巨匠，以其丰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词人，更是一位在文学、书法、绘画等多个领域都取得非凡成就的通才。苏东坡一生著述颇丰，累计文字超过两百万字，其中包括两千七百多首诗歌、三百多首词作以及大量的散文和书画作品。他的学术成就与他勤奋好学的精神密不可分，他坚信“学问始于读书”，并形成了独特的治学思想。他提出的“广泛涉猎而精准提炼，深厚积累而精妙发挥”“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方能悟真谛”“论古今治乱，言必有据”等理念，至今仍对读书治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广泛涉猎而精准提炼，深厚积累而精妙发挥
针对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急功近利、浮于表面的风气，苏东坡在《赠张琥书》中巧妙地运用庄稼成熟才能收获的比喻，阐述了治学之道，提出了“广泛涉猎而精准提炼，深厚积累而精妙发挥”的原则，即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要善于汲取书中的精华，从海量的知识中提炼出最有价值的部分再进行创作。
这里的“深厚积累”和“广泛涉猎”，指的是要广泛地获取知识，深入地积累学养。而“精准提炼”则是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进行谨慎的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的“精妙发挥”，则是在深厚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精妙”并非指单薄，而是强调内容的精炼、准确、深刻，做到言之有物，切中要害。
苏东坡认为，只有做到“精准提炼”和“精妙发挥”，必须以“广泛涉猎”和“深厚积累”为基础。在《与张嘉父书》中，他以富人建造豪宅需要提前储备材料为例，详细阐述了“广泛涉猎而精准提炼”的道理，指出只有广泛地积累学养，才能写出“无可遗憾”的“独到见解”。
苏东坡的一生都在践行“广泛涉猎而精准提炼，深厚积累而精妙发挥”的治学理念。他强调读书是治学的基础，“从孔子到圣人，他们的学问都始于读书”；他提倡“读书万卷方能领悟真谛”，“我闲暇时无所事事，专门研究经典。一两年内，想要通读《论语》《尚书》《易经》。我的弟弟也通读了《春秋》《诗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广泛涉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通晓经史，积累了深厚的学养，“二十岁时，博通经史，每天能写数千字的文章”。这使他在治学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撰写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方能悟真谛
苏东坡主张在治学过程中要反复阅读、深入思考，对学习对象进行研究式学习，即“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方能悟真谛”。他一生治学都遵循这种方法，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点，即“每日必读”“一书多读”以及“专注求索”。
“每日必读”是指每天必须完成抄书这项必修课，以每天抄书为读书治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宋代陈鹄曾讲述苏东坡抄《汉书》时采用不同的方式，连抄三遍，直到完全背诵，没有一字差错。作者由此感叹道：“苏东坡尚且如此，普通人怎么能不勤奋读书呢！”苏东坡直到晚年，仍然喜欢这种方法，并用它来教育儿子。跟随苏东坡被贬谪到儋州的苏过以父亲为榜样，抄完了一部《唐书》，接着又抄了《汉书》。苏东坡视之为“穷小子暴富”，认为儿子通过抄书必将迅速地增长学识、深厚地积淀学养。
“一书多读”是指读书要坚持反复阅读和思考，不能浅尝辄止。在治学实践中，苏东坡也是这样做的。《汉书》他就读过很多遍，而且乐于将这种方法与他人分享，“但我希望年轻的学者，每一本书都要读好几遍才能完全理解”，“我读《汉书》，大概读了数遍才完全理解。像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遍专门寻求一件事情，不等到数遍，而事事都能精辟透彻了”。
苏东坡对于《周易》也是反复研读，长期认真反复咀嚼，最终写就《东坡易传》。他还向一位朋友提到自己研读《周易》的情形，“借给我《易解》，略读几篇，已经深深赞叹……这本书常常担心不能完全通晓，得到这部完整版本，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恩赐，而且请暂时借给我，反复仔细品味，或许能有所领悟”。
“专注求索”是指治学要有针对性，读书贵在专与精。苏东坡认为，治学时要针对一个主题作研究性阅读，学懂弄通之后再换另一个主题进行研读，这样读书可以做到既博又精，是夯实治学基本功的重要方法。
苏东坡曾在给王痒的信中分享了这一方法，“书籍浩如烟海，各种知识都有，人的精力，不能同时收集全部，只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部分。所以希望学者每次做一个主题去寻求。比如想要寻求古今兴衰治乱、圣贤的作用，就做一个主题去寻求，不要产生其他念头。又另作一次，寻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也是这样”。这种治学理念目的明确，效果显著，能从各方面吸收营养，对后世影响很大。
论古今治乱，言必有据
苏东坡的治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苏辙对他曾有“（苏东坡）年轻时和我都师从父亲。最初喜欢贾谊、陆贽的书，论古今治乱，言必有据”的追述。苏东坡信奉儒家经世济民的治学理想，认为“古代的学者有四种，最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议论政治，其次就是读书诵诗。……有学问而不选拔人才、不议论政治，就好像没有学问一样”，强调要把治学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著书立说为武器针砭时弊、奉献社稷，主张治学要有益于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
苏东坡的诗文著述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他的诗词中有对民间疾苦的同情，有对新政流弊的针砭，有对国家安危的关注，还有自己深切的爱国热忱。如苏东坡初任凤翔府判官，为改变衙前弊政，给宰相韩琦写《凤翔到任谢执政启》，后又作《凤鸣驿记》，建议改善官驿投宿问题。《吴中田妇叹》则如实反映了新政的流弊，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和对新政的不满。
苏东坡留有大量的政论和史论，大都“以实用为本”，反映现实，切中时弊，反映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在《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提出：“以君子长者之道对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把“仁政”作为施政理想；在《奏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状》中表达了自己对变法的看法，主张变法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急功近利；《策略》阐释天下形势、政策弊端并提出方针对策；《策别》从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军旅四方面提出具体措施；《策断》提出安边御敌之策，其中见解非常有价值。
另外，苏东坡本人最为看重的三部学术著作《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更是他抱着传承圣人大道的目的而写就。苏东坡被贬谪到黄州后，承其父苏洵之说，撰成《东坡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并开始撰写《东坡书传》。后来除对前二书不断进行修订之外，又撰成《东坡书传》二十卷。苏东坡曾说明自己写三部学术著作的初衷：圣人所传之大道早已被一些俗子们肢解得支离破碎，自己若不把圣人之道揭示出来，后人就更难识别道之大全和真伪了。苏东坡对于这三部著作十分自信，“虽然学问浅薄，但自认为能纠正古今的误解，大致有益于世，瞑目无憾”，认为这三部著作能够担负起传承文化命脉的重任。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赵纪萍），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