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被誉为“高邮才子”，这一称谓固然贴切，却也可能将他文学成就的版图框定在地域的局限之中。实际上，汪曾祺的文学地位远不止于此，其“硬核”之处体现在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与深远影响。他并非以宏大叙事或激烈批判见长，而是以冲淡平和的笔调，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凡人物的身上显风骨。他的散文集如《受戒》《晚饭花集》等，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和人文情怀，将地方风物、乡音俗情描绘得栩栩如生，充满了生活的原汁原味和人性的温暖。这种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对传统文化意蕴的提炼，以及对语言文字的精雕细琢，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超越地域的普适价值。汪曾祺的创作实践丰富并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空间，其“抒情-写意”的文学风格，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将他仅仅视为“高邮才子”是远远不够的，他是一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拥有坚实地位、具有独特美学价值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