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画家戴嵩以其精湛的牛画技艺闻名，与擅长画马的韩幹齐名，被誉为“戴牛韩马”。
戴嵩的牛画作品极为珍贵，后世难以一见。在小学课本中，苏轼的《书戴嵩画牛》一文讲述了蜀地一位杜处士收藏了一幅戴嵩的牛画，并随身携带，四处展示。有一天，一个牧童看到这幅画后指出其中的错误：“牛斗时，尾巴应该夹在之间，而不是画成这样掉着尾巴。”苏轼因此感慨，对于专业领域的问题，应该向懂行的人请教。
关于戴嵩的画作，历史上存在一些争议。刘埙认为戴嵩的画作可能并非真品。南宋《清波杂志》记载，米芾米元晖曾临摹过一幅戴嵩的牛图，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原画是假的。不过这个故事存在一些疑点，比如在古代画牛眼中只需要一点墨，如何能看到人影呢？故宫收藏的戴嵩《斗牛图》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宋代是绘画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注重细节和真实感的描绘。宋徽宗时代的画坛就有许多细节控制的佳话。宋代人喜欢画婴戏图，这种风格在唐宋之后尤为盛行。黄宾虹评价宋画风尚时提到“一人、二婴、三山、四花、五兽、六神佛”，可见婴儿画在宋画中的重要地位。
宋人热爱婴戏图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两宋时期面临“不举子”问题，即人口出生率不高。婴戏图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祈求子嗣的愿景。宋代战乱频繁、赋税沉重，导致人口问题严峻，婴戏图也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生命的珍视。
在宋人的婴戏图中，女孩的形象也备受关注。现存最早的宋代团扇上的《百子图》便是一个例证。后世《百子图》中女孩的形象却难以寻觅。这一现象也存在于今天的儿童绘本中，男孩的形象仍然远远超过女孩。
在民俗艺术中，婴戏图从宋代宫廷逐渐融入民间。尽管明清时代的婴戏图多数程式化且化，但它们仍具有独特的“气味”。例如，扬州八怪之一的华喦所绘的《婴戏图》就充满了巷井生气。丰子恺的画风也深受人们喜爱，他的作品中不遮掩地描绘了儿童的真实生活场景。
毕加索曾说：“我十四岁就能画的像拉斐尔一样好，之后我一生去学习像小孩子那样画画。”艺术与人生的境界是相通的。在周作人看来，发现童年并保有童心是人生的乐趣。即便是圣人，也需要俯首甘为孺子牛。山水画中的牧童与牛，往往让牛成为画家的自我写照。杨万里晚年写的一首诗中描绘山水，语言生动鲜明。《诗学纂闻》中提到韩愈晚年的一首诗备受推崇，尽管评价者认为这首诗听起来并不动听但很贴切现实。另一位晚唐诗人路德延曾因写《孩儿诗》受到误解并遭遇不幸。这首诗描述了各种儿童游戏的状态，生动逼真地展现了孩子们的生活场景。然而童心却因此被误解和伤害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