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城市的文化景观中，七夕故事的雕像屡见不鲜，已然演变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象征。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曾留下“岂能无意酬乌鸦，惟与蜘蛛乞巧丝”的诗句。若不深究此两句诗的内涵，不难察觉蜘蛛在古代“七夕节”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被赋予了象征人类卓越学习能力的寓意。最早记载七夕习俗的典籍、西汉学者刘歆所著的史料笔记《西京杂记》中，虽未提及蜘蛛的存在，却点明了古代七夕的核心内容：“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这段话的意思是，汉代少女们通常在农历七月七日的夜晚聚集在开襟楼上，手持五彩丝线和一排接一排的七孔针，对着月亮穿针引线，这一活动在当时广为流传，深受人们喜爱。
《汉书·杨雄传》中的名句“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便是鼓励当时的人们向蜘蛛学习编织技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向蜘蛛学习织网的行为已经不再遮掩，南梁学者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五代时期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记录了唐朝皇宫中七夕的盛况：“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而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中用了超过500字的篇幅描述北宋七夕的习俗，却对“牛郎织女”的故事只字不提。明代的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中提到：“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
由此可见，从西汉到明代的“七夕”，始终以女性为主角，重点在于乞取“心灵手巧”，对爱情的关注虽然存在，但并不突出，更多地体现了对工匠精神的向往与追求。
实际上，古代先民很早就注意到并发现了蜘蛛结网的技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幽风·东山》中就记载了周公姬旦在公元前11世纪东征灭商后归来的故事，其中提到了蜘蛛擅长织网：“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燿宵行。”当时，这种擅长织网的蜘蛛被称为“蟏蛸”。宋代文学家洪迈在《容斋二笔》“蜘蛛结丝”条中引用了《佛经》中的“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和《庄子》里的“惟虫能虫，惟虫能天”，解释了人们向蜘蛛学习织网的原因，指出虽然昆虫体型微小，但它们与天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体态精巧、行动敏捷，拥有人类智慧和技能所无法企及的能力。
“蚕之作茧，蜘蛛之结网，蜂之累房，燕之营巢，蚁之筑垤，螟蛉之祝子之类是已。”尽管如此，各种生物也各有其幸运与不幸，“蛛之结网也，布丝引经，捷急上下，其始为甚难。”但到了蜘蛛改织经纬线时，“转盼可就”，而且疏松密集非常有分寸，“未尝不齐”。如果蜘蛛将网织在门槛和花草树木、竹林之间，“则不终日”。只有织在闲置无用的房子或断壁残垣之间，“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这说明，蜘蛛不仅织技高超，智商也很高，似乎就是上天安排给人类针织的导师。
因此，蜘蛛也受到了古代文人骚客的极力推崇。南梁简文帝留下了“蜘蛛作丝满帐中，芳草结叶当行路”的诗句，唐代诗人宋之问吟出了“停梭借蟋蟀，留巧付蜘蛛”的赞颂，宋代文学大家黄庭坚写下了“曲肱晴檐底，结网看蜘蛛”的赞叹，就连清代名臣林则徐也对蜘蛛表示赞赏：“只合学隐随蜘蛛，巨星在此吾不图。”不过，北宋布衣诗人杨朴的“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常常引发人们的深思。
生于921年的河南郑州人杨朴，字契元，一生隐居农村，不愿为官，78岁病逝。他创作了一卷《东里集》和一卷《杨朴诗》，可惜均已失传，《全宋诗》中仅录存其诗6首。杨朴的《七夕诗》具体创作年代不详，但这首诗别具一格、见解独到。全诗仅四句，前两句设问：“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意思是说，弄不懂牛郎打的什么主意，非得邀请天上的仙女来织漫天锦绣云霞？诗人用一个“须”字，表达了对这一行为的质疑，也为后两句诗引发奇论作了有力铺垫：“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每年人们都在七月七日晚上向天上的织女乞求刺绣、纺织等智巧，但实际上人间的“智巧”已经很多了。
诗人并非贬低生存、生活之技巧，而是拐了一个弯，痛斥尔虞我诈用于人的“智巧”。杨朴赋予“乞巧”之“巧”新意，出人意料地拓宽了诗思领域，使该诗具有横空出世、奇崛诡辩之美……
在当今互联网及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将这些先进技术用于坑蒙拐骗等违法行为和用于庸俗化的“饭圈”“人设”“流量”“带货”。我总觉得，杨朴的“不道人间巧已多”与李商隐的“惟与蜘蛛乞巧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要把向蜘蛛学来的智慧用错，更不要忘了乌鸦搭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