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末期，四川成都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族——高公馆，成为了著名作家巴金笔下的焦点。他的代表作《家》通过细腻的笔触，揭露了这个大家族内部的罪恶与腐朽，深刻批判了封建制度对个体生命的无情摧残，同时也热情讴歌了青年一代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精神以及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在话剧舞台上，张瑞芳和金山成功塑造了瑞珏和觉新的形象，为观众呈现了《家》的震撼力量
《家》作为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开篇之作，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上与读者见面，随后于1933年由开明书局出版单行本。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迅速扩展，到了1940年代初，先后被吴天和曹禺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和重庆两地公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了那个战火纷飞年代最受欢迎的四大话剧之一。
陈云裳和刘琼在舞台上生动演绎了琴表妹和觉民的角色，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艺术体验
1941年，新华影业公司推出了《家》的首部电影版本，以此作为公司成立八周年的献礼。这部电影集结了当时影坛的顶尖力量，由卜万苍等十位导演联合执导，陈云裳、袁美云、顾兰君和陈燕燕四位沪上名旦分别扮演琴表妹、梅表姐、瑞钰和鸣凤，梅熹、刘琼和王引则分别饰演觉新、觉民和觉慧，此外还有王元龙、黄耐霜、李红、陈娟娟等多位实力派演员加盟，而电影皇后胡蝶则只在片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淑云。
当时有评论家指出，《家》这部电影汇聚了如此多的明星，堪比《红楼梦》，称其为明星阵容的大集合。
十二年后，香港中联影业公司再次将《家》搬上银幕，推出了粤语版本。这部电影不仅汇集了吴楚帆、红线女、张瑛、黄曼梨等众多粤语片明星，还在布景和服装上追求华丽典雅，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力求还原那个时代的风貌。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三次将《家》改编成电影，由陈西禾和叶明联合执导。陈西禾是巴金的老朋友，此前他曾将巴金的《春》改编成话剧，拍摄《家》是他多年的夙愿。在改编和拍摄过程中，他坚持忠实于原著，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拒绝任何形式的美化，在他看来，高公馆是一个濒临死亡的黑暗大院，生活在其中的人如同行尸走肉，他必须将这种黑暗真实地呈现出来。
这一版本的《家》，演员阵容同样强大，不仅集中了上影厂的主力军，还从上海、江苏等地的话剧团体中选拔优秀人才。觉新和瑞珏这两个主要角色由孙道临和张瑞芳扮演，孙道临刚刚在《渡江侦察记》中表现出色，被评为最受观众喜爱的演员。
鸣凤和觉慧分别由王丹凤和江苏话剧团的张辉扮演，张辉是第一次触电电影，而王丹凤从香港归来后已经五年没有演出机会，这五年里她生了三个孩子，这是她在上影厂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黄宗英也因为在建国后符合阔小姐、姨太太的形象而一直无法出镜，这次终于有机会饰演梅表姐。
在1941年的版本中，陈云裳饰演的琴表妹是女主角，但在这一版里，她变成了配角，由汪漪扮演。
由于觉民的原扮演者刘琼年岁已高，无法与比他小八岁的孙道临演绎兄弟情，于是找来了上海人艺的章非。
高老太爷由魏鹤龄饰演，他的三个儿子高克明、高克安和高克定分别由韩涛、程之和阳华扮演，实际上，阳华比演他哥哥的程之还要大九岁。
陈西禾（后排右二）与主要演员合影留念
在剧本创作阶段，巴金曾建议陈西禾不必完全拘泥于原著，可以有所取舍，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现改编者的艺术创造力。然而，陈西禾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结果由于篇幅限制，众多人物在一部两小时的影片中无法得到充分展现，连孙道临和张瑞芳都觉得演得不够尽兴。
尤其是孙道临，他饰演的觉新缺乏性格铺垫，在软弱和不抵抗主义之间简单地画上了等号，为了表现他的软弱，导演为他安排了多场哭戏，以至于在拍摄现场得到了“孙大雨”的绰号。
巴金在信的开头坦诚地表示：“我并不喜欢这部影片，因此我也害怕听见人提到它，面对着你们这些忠实的观众的意见，我感到一种负罪的心情。”信中，他几乎全盘否定了影片的编剧、导演、摄影到布景、服装、道具，并逐条指出了影片存在的不足。
巴金与陈西禾、孙道临交谈
巴金说：“作为影片的观众，我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影片抓住了不少的东西，样样都不肯放手，但样样都是一瞬即逝，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好像影片只是在对我们讲故事，并不让我们看清楚人物的面貌和内心。”巴金以瑞珏和觉新为例：“像瑞珏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不让她在银幕上、在我们的面前多停留一些时候，让我们看清楚她的可爱的精神面貌，那么她的命运也许更能紧紧抓住我们的心，激起我们对旧社会的更大的恨。又如觉新，为什么他总是那么匆忙地闪来闪去，不肯停下来为我们打开他的‘灵魂的一隅’，让我们看到他的内心矛盾？”
巴金其实已经意识到，影片在塑造人物上的缺陷并非单纯是技术原因，而是受到当时流行观念的束缚，不敢放开手脚去多层次、多角度地表现复杂的人性。影片中的人物，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在处理上往往被简单化了，“甚至不敢让觉新享受一点‘闺房之乐’，免得观众误以封建婚姻会给人带来幸福”。巴金曾诙谐地对编导说过：“即使你把觉新同瑞珏婚后的幸福生活描写一番，影片的青年观众也不会回家去请父母用花轿给他抬一个陌生的新娘来。”巴金还恳切地呼吁，在表现旧社会时也不要过于简单化：“让女演员们打扮得漂亮点吧。我认为这才合乎当时的真实生活。”
当然，巴金是在特殊背景下写这封信的，当时电影界正在进行反右斗争，他只能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导演处理不当，也好为某些领导的指手画脚开脱。结果，陈西禾落下了一个导演水平不高的名声，在《家》之后再也没有得到拍戏的机会。
相比于同时期的《祝福》，《家》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改编，上映效果未达到预期。为满足观众，上影剧团召集全体演员用曹禺的剧本排了一出《家》的话剧，在上海连演数十场，后又赴全国巡演演出。
不过，从今天的角度看，1956年版的《家》仍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与其他版本相比，导演现实主义的处理手法不仅加强了影片的悲剧效果，而且真正体现了电影艺术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