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左传》究竟是什么？如何理解《春秋·左传》的价值与地位？这构成了我们深入解读这部经典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左传》全称为《春秋左氏传》，其核心功能在于阐释《春秋》这部经典，同时它本身也是一部不朽的历史文献巨著。在此，我们需要厘清一个基础概念：所谓“传”，本质上是对经典文本的注解与阐释。那么，“经”又代表着什么呢？要准确把握《左传》，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经”与“传”各自的内涵与关系。
“经”与“传”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学术概念。
“经”字的本义源自古代纺织工艺中的经线，象征着主干与核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经”特指那些被公认为权威性的典籍文献。孔子时代，儒家的核心典籍主要包括“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诗经》作为我们熟知的诗歌总集，不仅是儒家的核心典籍，更是当时贵族与知识分子必修的文本。至于《尚书》，主要记载历史政令与人物事迹；《礼记》则汇编了各种礼仪规范；《乐记》虽已失传，但曾与前三者并列为礼学经典；《周易》作为占筮与哲学著作，影响深远。《春秋》作为六经之一，后来因《乐记》亡佚而演变为五经。而南宋理学家朱熹则从五经中提炼出四书，单独成编。因此，我们常说的四书五经，其完整内容实际上就是五经的合集。
“传”则是专门为解释“经”而撰写的著作。《春秋》有三传并存：《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这三部传各自具有独特的学术特色，其中《左传》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随着历史发展，这三传也逐渐被尊为经典，并各自衍生出更多的注疏之作。
既然《左传》是阐释《春秋》的著作，我们就有必要先对《春秋》本身进行深入了解。
《春秋》作为古代史书的总称，在传统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堪称治国理政的必备参考。它与我们今天所见的《春秋》文本并非完全一致。《汉书·艺文志》曾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些史书的主要功能在于警示君王，具有重要的劝勉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春秋》与《尚书》并非特指某一本书，而是各国都有的历史记录，只是具体内容因国而异。《春秋》主要记载史事，《尚书》则记录君王言论，“尚”通“上”，指代国君，因此尚书实质上是国君的日常言论记录，其内容同样博大精深。春秋是各国史书的统称，各国还有各自的专门名称，例如晋国的史书称为《乘》，楚国的史书则名为《梼杌》。
我们现在所说的《春秋》文本，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春秋》进行编纂整理而成的《春秋经》，它标志着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的诞生，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集。在战国时期，《春秋经》与《诗》《书》《礼》《易》《乐》并称为“儒家经”，但当时尚未将其正式列为经书。当然，诸子百家的经典内容各不相同，《春秋》只是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始皇推行“焚书坑儒”政策后，《乐经》不幸失传。到了汉武帝时期，学者们将《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
孔子编纂的《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简史，也是现存最早的私家历史著作。《春秋》的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历经鲁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共十二位国君，时间跨度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记载了242年间的历史变迁。《春秋》以鲁国历史为主线，同时兼顾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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