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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前期，刻书较为盛行，而私刻和坊刻则相对较少。官刻在主要由国子监和司礼监负责。国子监在南京和北京两地设有监署，南监刻书较多且质量较高，曾用宋元旧版刷印十七史；北监则主要以翻刻南监本为主。司礼监所刻图书流传甚广，以正经正史为主，俗称“经厂本”。
永乐大典与明嘉靖内府抄本便是在这一时期内诞生的杰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正统、宣德年间，资本萌芽并发展，文化领域中的理学地位逐渐减弱，关注世情和现实问题的大众文化逐渐崭露头角。这一时期，书籍的刊刻传播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官刻不再是主导，而是与私刻、坊刻共同繁荣。到了明朝中晚期，私刻和坊刻更是成为绝对的主力。
在这一背景下，明代藏书家的刻书活动尤为引人注目。他们呈现出了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他们重视选用精善版本。尤其是对于前代的书籍，如宋版书，明代藏书家们视为珍宝，竞相追逐。宋版书不仅年代久远、数量稀少，而且刻印精美，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在藏书家的刻书活动中，影刻影抄宋版成为重要内容之一。例如毛晋一生刻书600余种、板片10余种，其中影宋版占据相当比例。
藏书家重视刊刻经典和前贤诗文。他们刻书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图书的文化价值和思想内涵，因此特别注重图书内容。明代藏书家普遍重视历代经史作品中的经典和前贤的诗文集，如《四书集注》、《南史》等。相较于官刻重视正经正史、坊刻重视小说版画等通俗文学，藏书家刻书则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但内容上更偏重于和诗文。
第三，藏书家在刻书时重视精选底本，并精心校雠整理。部分明刻本之所以有“精工不下宋人”之称，与这一特点密切相关。藏书家所见版本众多，有条件选择善本进行刻印，并在校勘上投入大量精力，因此讹误极少。这种校勘精良的特点成为藏书家与坊刻的最大区别。
第四，藏书家重视类书、丛书编刻。由于他们所见广、聚书多，熟悉文献和版本，因此编类书、丛书能体现其修养和学识。例如毛晋辑刻有《唐人八家诗》《五唐人集》等多种集子。
第五，明代藏书家也关注新兴文化。在明代中晚期，反理学和主情思想催生了大量通俗文学作品，藏书家们也将目光转向这些新兴文化。例如李开先热衷词曲，在其万卷藏书中，词曲占据了很大比例。
明代刻书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好改。这是一种不好的风气。《书林清话》对明人刻书改换名目、填改脱误、用说文字体、用古体字四种问题进行了批评。藏书家们也不例外，有时会对书籍进行随意删改、续补，从而失去了书籍的本来面貌。
明代藏书家的刻书活动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点。他们不仅重视选用精善版本、刊刻经典和前贤诗文，还重视精选底本、校雠整理以及类书、丛书的编刻。他们也关注新兴文化的发展趋势。明代刻书的好改风气也需要引起注意，保持对古籍的尊重与传承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