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大全》取材之多元性：从《四书集成》的说说起。
学界普遍认为，《四书大全》主要取材于倪士毅的《四书辑释》。深入研究后我们会发现，《大全》的选材并非如此单一。通过对《四书集成》中说的考察，我们可以出《大全》在选材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评《大全》以《辑释》为主，新增的内容不如原书稳妥。四库馆臣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大全》主要参考了《辑释》。当我们仔细对比《大全》与《辑释》所引说的内容时，发现《大全》所引的内容并不完全限于《辑释》。实际上，《大全》所引用的说有些内容并不见于《辑释》，而是出现在现今的《四书集成》中。这表明，《大全》的底本不仅仅包括《辑释》，还涉及到《四书集成》等其他书籍。
当我们进一步探究《大全》与《四书通》所引说的关系时，可以发现，《大全》并非只受《辑释》的影响，也与《四书通》有着紧密的联系。比较两书对说的引用，我们可以看到，《大全》在多数情况下倾向于《辑释》，但同时也吸收了《四书通》中的说。这表明，《大全》的编者在选材上有所思考，并非简单地照抄前人的作品。
的思想新颖，其解读《四书》的方式与朱子有所不同，因此受到元代新安学派的重视和引用。《大全》在面对与朱子的不同之说时，进行了慎重的取舍。一方面，它摒弃了对朱子明显挑战的说法，或即使引用说，也是将其作为反面对象，紧接着引用胡炳文等对其进行批评。《大全》并非毫无引用不同于朱子的说法，如关于对朱注的批评与反驳。这些都反映了《大全》编者的立场和思考。
《大全》并非毫无疏漏之作。有时候它误把说当作朱子说，这体现了编纂者的不严谨之处。例如，《中庸大全》“读中庸法”部分把关于“《中庸》当作六大节看”的分六节说当作朱子之说，引起了不必要的纷争。这一失误反映出编纂者确实不够严密。尽管如此，《大全》的取材并不限于《辑释》，还涉及到其他书籍；在对说的取舍上，也体现了编者的用心与思考。《大全》并非简单的抄誊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