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夏，今年二十七岁，目前在市图书馆工作，担任管理员一职。每天早晨九点，当我推开那扇被薄雾覆盖的玻璃门时，一股混合着檀香和油墨的气息总会先拥抱我。我已经结婚三年，我的丈夫陈砚是科的主治医师。我们住在医院家属楼，阳台上总是晾着他那件带有消毒水味道的白大褂。
那是一个如同往常一般平静的深秋午后。我正在古籍区工作，为一本《浮生六记》更换书封，身后却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陈砚的白大褂下摆沾着些许消毒水的污渍，他递给我一个保温桶，指尖带着凉意：“今天有八台手术，晚上可能无法回家。”他的无名指上戴着我们的婚戒，在顶灯的映照下，戒指发出细碎的光芒，就像他的手术刀划过皮肤时的弧线。
一切的变化始于闺蜜苏晴的生日晚宴。那晚，她新做的美甲捏着红酒杯，醉眼朦胧地凑近我耳边：“你见过凌晨三点的科值班室吗？”就在这时，手机震动起来，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照片显示，陈砚的白大褂挂在值班室的衣架上，地上散落着一对珍珠耳钉。我认得那对耳钉，上帮苏晴在专柜换过丢失的珍珠。
陈砚的第七天，我在咖啡馆意外撞见他们手牵手。苏晴的珍珠耳钉在我眼前晃动，让我感到眼睛刺痛。她说：“我们不想伤害你。”陈砚始终垂着头，白大褂领口露出暗红的吻痕。“你只知道他在家里安静工作，却不知道他在手术室承受了多少压力。”窗外开始下雨，雨滴打在玻璃窗上，将苏晴的身影扭曲成斑驳的色块。
失眠的夜晚，我开始数片。陈砚的藏在带锁的抽屉里，那锁钥匙是他去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一个听诊器形状的银项链。直到有一天清晨，我在他白大褂口袋里一张标记物报告单，日期是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
“为什么瞒着我？”我握着皱巴巴的化验单冲进放疗科。陈砚正在给年轻病人画放射线定位，马克笔悬在空中。“晚期胃癌的存活率不会因为多一个人知道而提高。”他的白大褂袖口沾着碘伏痕迹，“苏晴是临终关怀志愿者，那对耳钉……是她帮我试戴后送给你的礼物。”
葬礼那天飘着细雪。我抱着骨灰坛走过医院长廊，玻璃窗反我二十七岁的脸和身后留下的轮椅压痕。陈砚的储物柜里放着未送出的珍珠耳钉和半瓶叠好的星星。每一张纸条都记录着化疗患者的愿望。最后一颗蓝色的星星在瓶底蜷缩着：“希望小夏能学会煮醒酒汤，不要再对着发呆。”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陈砚对我无声的关怀与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