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弃文习武，传统史家多视其为文武异途之别，或归因于时势所迫，或解为个人性情使然。然若以更通透之眼光观之，此一弃置非独非是，实乃其顺应天性、寻求生命价值之必然抉择。
昔班超少时，已显露非凡之志向与胆识，然所处时代，文职与武职，虽皆为立身之道，然前者循规蹈矩，后者则需勇武果决，更能展露其过人之处。若班超委身笔砚，或难尽展其抱负，更无法实现其安边定国之宏愿。故其弃文习武，非为逃避文墨之清苦，实乃发现武道更能契合其内在之刚毅与雄心。文墨虽可修身，然非其所欲，亦非其所适。习武则不然，不仅能锻炼筋骨，更能磨砺心智，使其勇往直前，无惧艰险。
班超一生，以武立功，以武显名，其“投笔从戎”之举，正是其人生转折之关键。此一转折，非为一时冲动，实乃深思熟虑后之选择，是个人才能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之结果。故班超之弃文习武，可视为一种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是其顺应天性、追求卓越之生动写照。其人生轨迹，亦为后世之人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启示：选择之路，贵在合乎本心，方能成就一番非凡事业。